城镇化要走公平可持续新路(议政·问计城镇化③)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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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释放其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潜力，需要哪些制度突破与机制创新？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按户籍计算，202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是有可能的
问：有观点说，城镇化是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您怎么认为？
答：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会带来诸多变化与挑战，但由于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我国将仍然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
未来5—10年，支撑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和动力何在？一个主要的判断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将形成中国未来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中国将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问：请您梳理下我国当前城镇化的状况。
答：从国际经验看，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
51.3%，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48.5%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即使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10年后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仍达不到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
考虑到10年后我国的发展前景，人口城镇化率的合理区间应不低于50%。从现实情况看，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到位，2020年达到50%以上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有可能的。
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0%以上，则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将基本形成
问：人口城镇化的现实任务是增加收入、扩大内需？
答：的确。当务之急就是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
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和消费必然明显增加。同时，人口城镇化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载体，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大约占23%，在此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未来10年仍将处于上升通道，继续保持7%—8%的经济增长。10年中，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我国将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有资本应主要配置在公益领域，而垄断行业改革应尽快破题，给社会资本腾出空间
问：也就是说，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投资要让出主导地位？
答：投资转型是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应主动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人口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
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提振国内消费预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是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我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增加值比重平均为3%，韩国、日本为15%以上。未来5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如果能够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将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望在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问：投融资体制也存在弊端，应如何处理好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0%左右，这样的投资结构才是有效的、有活力的。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应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关键在于下决心，要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问：人口城镇化目前仍面临许多制度障碍，比如户籍制度。
答：把握好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关键正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制度创新，要以最大的改革红利释放最大的城镇化潜力。
应大胆突破政策与体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从总体上看，这不是财力问题，关键在于下决心。不尽快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大于所谓的财政成本。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且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这里边，关键是要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可以分三步走：1—2年内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同时加大中小城镇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镇倾斜，为小城镇产业发展和外来人口就业定居创造条件；3—5年内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8年内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暂住证”等统一为“居住证”，实现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问：土地政策也很重要，关系农民权益和地方政府的财权。
答：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是方向，方法是要统筹推进。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应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来推动城镇化，既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也非长久之计。关键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和财政分配关系，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尽快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摒弃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问：城镇化浪潮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答：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推动各自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在这个格局下，城镇化的进程，基本也是在各自的行政区内配置资源，各自推进城镇化。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经济社会融合在加快。但由于原有行政区划体制，城市群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行政壁垒，不利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整合。因此，需要尽快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弃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使城镇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
应该看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都十分重要。面对以往行政主导城镇化的矛盾问题，应在有效发挥行政力量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走经济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比如浙江的义乌，虽然是县级市，但其经济实力远超过一般的城市。义乌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又面临行政体制的束缚，依然是县级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受到行政区域、土地资源趋紧等等的限制。只有打破这些行政体制的束缚，才有可能实现义乌城镇化水平的明显提高，有效发挥义乌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 本报记者 刘维涛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