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献血，终身荣耀。”
这是无偿献血最朗朗上口的一句标语。
对热心的献血者来说，一本红皮烫金印字的《无偿献血证》就能满足对他们的褒奖——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健康的储蓄。献血者及其父母、配偶、子女不仅可以在用血紧张时优先用血，更可以享受用血报销的待遇。
但在最近一段时间，这本亮红的《无偿献血证》有点掉色。
据媒体报道，广州的谢女士与丈夫已无偿献血1800毫升，并取得了《无偿献血证》。然而，在丈夫急救需要输血的时候，她却被告知，目前医院缺血，有献血证也没用，她必须互助献血，“先献血再用血”。
无奈之下，谢女士和亲友急忙赶到献血点，3人共互助献血800毫升，换来了等量的血液，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可能这仅仅发生在医院缺血的情况下，但无疑让献血者凉了心。更让人心寒的是，有人不献血却弄到了《无偿献血证》，享受着优先、报销的待遇。
同样在广州，丽芳的儿子因病必须进行每20天一次规范输血。为了省输血费，丽芳和丈夫在献血车前挽起了袖子。毕竟，只要献够600毫升，孩子就可以免费用血。
然而，夫妻俩的血液不合格，儿子用血成了这个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
“搞一张献血证”，身边有人指点迷津。“货真价实”从“货真”意义上讲，这张证确实出自广州血液中心，上面署有你的名字，印章齐全；而“价实”则在于，你根本没有去献血，只是提供了3000元的办证费。不仅能用血报销。当外地户口入户广州时，这张献血证能帮其获得宝贵的加分。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说到底是缺血。
的确，又一个“季节性‘血荒’”来临了，这是最实际的困难。
三九初至
血荒先行
血荒，正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持续地威胁中国。
卫生部统计显示，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已从1998年的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9%。2011年，无偿献血者人数已达1232万。
然而，无偿献血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医疗服务量的增长水平。尤其是近几年，我国临床用血需求量正在以10%至15%的速度快速增长，临床血液需求的快速增长是血液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9%，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在这场供求的博弈中，需求方无疑占了上风。
2010年10月，血荒席卷全国。全国大面积凸显的用血告急，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在云南省昆明市，被认为达到了10年来最严重的程度——90%以上的输血手术被迫停止，有的医院储血量甚至不够一次手术使用。不少医院接到了限血令“省着点用”， 患者“互助献血，自谋生路”。
2012年，34岁的陈志云在北京遭遇交通事故，5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一半时间竟在“等血”。4000毫升的急救用血，前后分两次才从北京市血液中心调齐。
这让陈志云的妻子很后怕：“为什么急救用血都变得无法保障？”
2012年6月7日，沈阳市盛京医院医生戴朝六无奈地宣布“今日血荒，本科室大手术全停”。这是他从医20余年来第一次碰到手术被迫终止的情况。
每年夏冬两季，随着学生放假和农民工大量返乡，献血者减少引发献血淡季。“季节性血荒”已成常态。
自1月份以来，云南省玉溪市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血荒；吉林省长春市血液库存持续紧缺；广西自治区来宾市血站的各种血型库存量都已迫近警戒线……
卫生部称：“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
“血荒”，已经从年头蔓延到了年尾。
制度叩问
确显贫血
立法15年，无偿献血已成风尚。然而，无偿的血液，补贴却厚此薄彼。
在山东省某高校的流动献血车前，曾发生过这样的对话。
“献血，去不去？”
“就一包奶，不去。”
这“一包奶”，指的是一包伊利优酸乳。除了献血证，这是当时对献血者唯一的补贴。
而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场景。
一位来自天津市的高校学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了照顾班里同学的情绪，作为班长的他只能高风亮节，放弃献血。因为200毫升的健康血液不仅能换来一箱纯牛奶，还能为他们在评优的资格上增添砝码。
而王志则透露说，曾替上海某街道员工献血的他，最后拿到了800元现金的“营养费”。
一位网友称，自己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献过一次血，拿到了两张饭票和200元钱。
相同意义的健康血液却因补贴不同，而被贴上了不同的价格标签。这对于普通人而言，确实很难释怀。
1978年前，我国医疗临床用血主要通过个供血支撑，因此，“卖血”成为不少穷苦家庭谋生的主要途径之一。供血人员大量频繁抽血，血液质量不断下降，不法分子趁机组织卖血队伍，血液疾病传播肆虐。
之后，各地相继开展义务献血活动。为完成献血指标，有的单位以高额补贴或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完不成献血指标的单位，就出钱雇人临时冒名顶替，形成变相卖血。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血液质量，1998年，献血法首次将“无偿献血制度”写入法律，这也成为了我国献血的基本制度。献血法第六条规定，对献血者，除发给无偿献血证书，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适当补贴’原则上界定为少量、必要的误餐、交通费等费用，不是必须补贴”。然而，“可以”和“适当”中所包含的弹性，难免会挫伤不少献血者的积极性。
2012年年初，全国人大代表王天佑就曾建言，应辅之适度的物质鼓励。
“对于献血者应该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这种补助应该是象征性的鼓励，应该与非义务献血区别开来，并需要建立运行机制来保障和维护献血者的利益。”
补贴不均——这一最切身的利益，诱发了不少献血者对“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信任危机。
不仅血荒
更是心慌
在“今天你献血了吗”的民意调查中，近半数受访者未献过血，他们的最大顾虑是“献血到用血的过程不透明，担心有人从中牟利”，而献血者的主要动机是“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且能帮助别人，自己可能从中受惠”。
“献血利益得不到保障”和“用血信息不公开”是不愿献血的主要原因。
深圳市的刘原曾参加过无偿献血，但其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母亲动手术需用血时，刘原却被答复在外地献血不能在本地使用，必须互助献血后才能用血。“这里面藏着一个荒诞的逻辑，一旦血荒，还是要献血，即便过去献过1万毫升都没用。”刘原说。
北京市的奖励政策是这样的，“无偿献血本人十年内用血五倍报销，十年后终身用血两倍报销。父母、配偶、子女十年内用血等量报销”。
但宣武医院一主任医师表示，这两年“缺血”情况一直存在，用血量较大的手术大多依靠患者家属“互助献血”。
诚然，在血荒的大背景下，这些奖励政策确实让人心慌。
不少人都记得在2009年年底被纷纷转载的照片，一位网友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他用人血浇灌兰花的过程。
这袋来自成都市血液中心的血浆引发了网友们的愤怒：“我献的血被用到哪儿了？”
在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看来，由于信息不公开而导致的信任危机，才是血荒最重要的原因。
“献血机制不透明，公众不了解自己献的血最终到了哪里，从而对这种机制信心不足。大家会担心自己的血被高价卖掉甚至被倒掉。”
目前来看，“无偿献血、高价用血”机制已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类似“血库”等公共服务领域，不可再依赖善心与善举来支撑，政府须举建血库新体系。
正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余成普分析，就普通群众而言，一味地强调“奉献精神”，将献血人群单一的原因归咎于缺乏“道义”，显然不对。
他说：“无偿献血的鼓励措施不能落实到位，已经献过血的人肯定寒心。”
标本兼治
上下求索
统计显示，在无偿献血的人群中，大学生、农民工无偿献血的比例超过了90%，而在血荒严重的昆明市，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全年无偿献血人数的0.92%，医务人员的比率则仅仅1.2%。
“政府和医疗机构总是宣传献血无害，可医务人员、公务员都不带头献血，‘献血无害论’又怎么能说服人？”
余成普说，发动公务员、医务人员献血，政府其实是有许多办法可想的，“比如，是不是可以通过考核手段给予态度积极的单位一些鼓励？”此外，政府应当加大对血液中心的硬件投入力度，比如多购买一些采血车，扩大采血范围。
“只有真正建立了无偿献血的长效机制，才是避免‘血荒’的根本办法。”
我国血液实施的是属地管理制度，部分大城市用血多、采血少出现“血荒”，而一些中小城市采血多、用血少，地区用血不平衡的情况凸显。
因此，不少专家呼吁成立血液储备、调剂机构，以便在重大灾难来袭以及地区性缺血时能应对紧张局面，这是破除血荒的急招。
一些地区已经提前行动。2012年初，海南省修订了《海南省公民无偿献血条例》，规定公民无偿献血后，可以享公休假两日。
在美国，献血者中95%以上为成分献血。成分献血只需贡献血液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成分，献血者恢复快，也便于血站的储存和医院的使用。
而台湾，则曾推出过无偿献血换牛排券的奖励。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献血制度的日本，已把献血工作纳入了政府工作规划，制定了许多有意义的政策。比如，妻子生孩子，丈夫必须献血一次。
日本问题研究学者王锦思说：“在日本没有物质刺激，但有良好的献血服务。日本红十字会在各地的献血室提供看手相、美甲、按摩等各式服务，来刺激年轻人献血。而且，患者用血，没有中国那样价格高昂。”
（责任编辑：魏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