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城镇化的道路，要先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实现农民居者有其屋，要让农民幸福。具体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农业现代化，发展重点小城镇。还要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实现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均等化。城镇化这个课题很大，任务十分艰巨。
——夏占义
副市长夏占义近日在顺义团参加分组审议时提及北京城镇化的途径，他说，北京走城镇化的道路就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展重点小城镇。
而小城镇建设正是首都城镇体系的关键一环。市农委提供的“关于本市小城镇建设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首都城镇体系由中心城-新城-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村庄）四个层次组成。“目前中心城区、新城建设水平也很高，和国际大城市比在硬件建设上差别不大，目前，我们差距大的主要在小城镇，在农村。”那么如何突破小城镇这块“短板”？市农委表示，本市将通过多种措施发展促进小城镇发展，比如，打造旅游休闲特色镇、商务会议特色镇等特色镇建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郊区村庄数量会减少到现有行政村的一半左右。
50个重点村将变成街道
市农委透露了北京今后促进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主要措施。首先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转移一批，即部分地区的农村要逐步改造为直接融入城市的街道社区，这部分地区是指位于近郊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乡镇和列入区县新城规划范围的乡镇，如北坞、大望京，以及城乡接合部50个重点村。此类乡镇共有66个，占郊区乡镇总数的36.07%，涉及农业人口约60万－70万。
42个城镇聚集百万农民
市农委负责人表示，推进郊区城镇化离不开农民就地城镇化，要鼓励引导农民在本乡本土实现集聚，完成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镇化社会转型。如：回龙观、长阳、旧宫、西红门、宋庄等镇，以及42个重点小城镇等，通过镇区建设吸纳周边农村人口向镇区集聚。这类的乡镇共有69个，占乡镇总数的37.7%。预测大致能聚集现有农民100万－150万人。
郊区村庄数量减少一半
城市化转型、城镇化集聚，可以解决郊区大部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但是，郊区仍然要有农业和农村的存在。“关于本市小城镇建设发展情况的报告”预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郊区村庄数量会减少到现有行政村的一半左右，保留下来的村庄将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打造成为“环境宜居、住房舒适，设施完善、服务均等，管理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目前，在挂甲峪、玻璃台、蔡家洼等旧村成功改造的基础上，全市已经启动了10个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工作。从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来看，最终留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现有农业人口应在100万人以下。
打造商务会议等特色镇
市农委负责人表示，小城镇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发展产业，没有产业做支撑，小城镇建设不可能持续。去年以来，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关于推进重点小城镇改革发展的意见》，已经市政府专题会讨论通过，正准备上市委常委会讨论。主要目标是，力争在“十二五”时期，以重点镇为基础，集中力量建设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经济繁荣、低碳生态的现代新镇和经济强镇，在旅游休闲特色镇、科技和设施农业示范镇、商务会议特色镇、园区经济特色镇和重点产业功能区配套服务特色镇等五类特色镇建设方面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进小城镇的多样化发展。
□城镇化·观点
新城建设应出台规章或法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强指出，北京下一步发展城镇化，应该抓住新城、小城镇和城乡接合部这三个关键的节点。
对于节点之一——新城发展存在的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专家王德利指出，部分新城产业发展与规划功能定位不协调。他分析，亦庄、顺义新城产业发展态势较好，基本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但尚不具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大兴和通州主导产业欠发达，低端产业和低收入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使其呈现工作和居住分离的睡城姿态；房山、大兴、昌平新城的规模性房地产开发带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时也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城产业发展与规划的新城功能定位不协调。
两会期间，也有不少代表都在小组审议发言时指出，新城建设的进程中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建设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
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宜居之都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提出，北京新城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来进行维护，课题组呼吁未来应尽快制定《北京新城规划法》，依法进行新城的规划和建设。将新城规划和发展的总体框架纳入到法律文件纲要，规范新城管理机构及开发公司的开发模式。
对于节点之二——小城镇发展，张强认为，在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对小城镇的部分功能定位，不适应大城市地区的特点。比如说“乡镇主要承担转移农村人口、聚集农村产业的功能”。这样定位小城镇是与全国的发展思路保持一致，但并没有突出首都作为大城市地区和高度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特点。首都郊区的小城镇既然作为城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能就不仅仅是面向农民和农村；张强认为，仅仅确定它的面向农村产业和农民的聚集功能，也是造成郊区小城镇长期难以成长起来的根本原因。此外，小城镇承载市区和新城的辐射功能依然薄弱，对农村地区生产要素的聚集力还不强。小城镇区域竞争力有待提高。
而对于节点之三——城乡接合部，张强把北京的城乡接合部进行了分类，认为每一类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导向。
首先是那些城市化地区和城镇周边生态化地区的村庄，宜采取“以转（转型）为主、转建并进”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化地区的村庄，采取“以建（新农村建设）为主、建转结合”的政策导向；对于多数生态化地区的村庄，则采取“以限为主、限管并重”的政策导向，重点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适当限制工业发展。
□城镇化·对话
城镇化难点在于人地关系处理
京华时报：从城镇化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认识目前北京所处的阶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强：北京处于高工业化和高城镇化的阶段。从工业化的进程来讲是处于工业化后阶段，从城镇化进程角度来讲是由单向聚集阶段转向扩散阶段。
京华时报：那城镇化的实质是什么？
张强：实质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是整个社会享受到城市文明，是城市文明覆盖乡村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所以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往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但后者只是城镇化的一种现象。
京华时报：未来北京城镇化发展重点、难点何在？
张强：首先是投入，要更加科学，投入量更大，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农村生活条件和设施建设水平和城市还有很大差距，这是比较难的，下一步北京也要重点解决这一块。
京华时报：制度方面呢？
张强：难点是人地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制度安排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有了，但是还有一些制度难点没有实际解决。再比如解决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问题——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之间的问题，北京做了很多探索，但靠北京一家很难解决，要靠全国的制度来解决。
京华时报：您指的是户籍问题吗？
张强：户籍改革并不是城镇化最重要的问题，过去为什么我们强调户口，因为转了户口才能有各种保障，将来不管城镇农村户口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现在上学有差异，但是将来不一样；现在农保城保不一样，将来会统一并轨……户籍就失去了原来区分公共服务的意义了，有意义的是户籍后面的各种公共服务问题。
京华时报：从发展方式上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张强：过去全国很多地方是征地-低补偿占地-社会矛盾-城市土地利用不集约。这恐怕以后要改，城镇发展速度要适度，重点是提高质量，过程中改善管理。国外叫精明发展和精细化管理。精明发展就是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划定城市的发展边界，集约利用城市的土地。同时，北京的城镇化建设应把村庄纳入城镇发展，避免重镇轻乡的问题再度出现。
实际上北京的村庄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都是小城镇。实现城镇和村庄共同发展是将来的趋势。
京华时报：国外有哪些先进城镇化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参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专家王德利：比如从伦敦的经验看，满足新城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及其他相关基础设施间的平衡，建立相对独立的多种功能性新城，是成功的关键。从北京来看，新城在解决此问题上有四条路径，一个是对规划许可范围内的迁入新城的产业要推行准入制度，合理布局；二是对可以优化新城发展的产业，可采取优惠准入；三是保证租赁型住房的用地供给，确保其在新城住房结构中的一定比例，稳定住房价格，保障新城居民有房可居；四是加强新城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城镇化·案例
农民变科技园股东获永久饭票
如何让农民搬迁上楼却不失去平等工作的机会，如何从经济上保障农民收入，成了本市未来几年城镇化道路上的一项课题。
海淀区东升镇对此早已开展尝试，集体土地用来自办科技园，农民也顺利完成了从务农等收成到上班拿工资、年底拿分红的转变。
从农民到职工
屈建凯，45岁，海淀区东升镇人。今年，他是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一名普通员工；10年前，他是东升乡锅炉厂的一名普通职工；20多年前，他是海淀区东升乡的一名普通农民。
屈建凯家在东升乡，如今叫东升镇，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老天爷给的几分颜面和生产队分来的“一亩三分地儿”生活，日子算能温饱，但永远过得紧巴巴的。
“赶上乡里搞开发，开始流行乡镇办工厂，我就在东升锅炉厂上班。最初那些年，我们东升锅炉厂的锅炉卖得特别红火，一提这名字，也算是块‘金字招牌’，比起种地的收成来说，在厂里上班工资不低。”屈建凯是原东升乡锅炉厂的职工，尽管已经历了从农民到物业经理的蜕变，但45岁的屈建凯提起那段过往，想起自己厂里销往全国那些出名儿的锅炉，语气里透着骄傲。
然而好景不长，2005年厂子停产的困窘至今记忆犹新，“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最后只能靠出租厂房维持。”屈建凯遥想起2005年厂子停产那会儿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的窘迫，面色仍十分沉重。
但那时候正在为厂里有着“金字招牌”的锅炉销路不畅感到纳闷儿时，屈建凯并不知道，乡镇办厂办企业是北京城镇化的第一步，而乡镇企业陆续衰落最终走向消亡，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从职工变股东
利用靠近中关村的优势，2007年，原东升乡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关停淘汰低端乡镇企业，把工业小区改建为科技园，发展高端服务业。
为什么是科技园？东升镇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种超前的建设思路来自于中关村核心区。“我们是中关村核心区的大后方，高科技企业都有一个集群效应，愿意在共同的氛围里扎堆儿工作，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超前一步的眼光，我们选择了科技园。”
“你看这一大片，以前都是乡镇企业。”已经成了园区物业经理的屈建凯带着记者在园区内参观，边走边讲述脚下这片土地的变迁历史，放眼望去，园区里一片冬日的宁静祥和——门前警卫依次为车辆登记、顺直的柏油路通向20多栋写字楼、网球场健身房五星级大酒店一应俱全，还有路边假山、池塘、栈桥构成的小景观。
这里曾是原东升乡工业小区所在地，曾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
一般来说，高科技园区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办，和农民扯不上太多关系。但东升科技园却是由农民自筹资金一手创办的。如今，这家科技园已经被命名为“中关村东升科技园”，这也是全市首个以“中关村”命名的乡镇科技园。
科技园建成，屈建凯和镇里200多位农民正式脱下了“职工”头衔，成了科技园的一名普通员工。与此同时，800多位东升镇农民以集体土地、资产入股，当上了科技园区股东。
从拿工资到领分红
在锅炉厂做过管理工作的屈建凯成了园区物业部的一名经理，他也成功地完成了从职工到员工的转变。你问他现在挣多少？他嘿嘿一笑，憨直的说：“每月工资5000多元，年底还有奖金。”
你再问他还有什么收益？他继续嘿嘿一笑，告诉你作为园区股东，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股权分红，每年分红至少一万多。
和屈建凯一样，全东升地区有200多位农民在园区找到了工作，在城镇化的浪潮中，他们并非搬迁上楼失去土地失去工作，而是享受工资和股权分红双重收入。
“又是股东，又是职工，园区发展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让自己的管理水平更上一层楼，屈建凯和其他管理骨干一起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职业经理人培训，每月一次，给自己“充电”。城镇化路上，他坚信，“工资翻番”有盼儿！
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东
■专家点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强总结东升乡的发展模式时称，东升乡利用靠近中关村的区位优势，按照首都城市发展总体上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要求，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科技园，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展避免了因土地改制、农民失地而带来的经济成本与社会矛盾，加快了发展速度，在集体土地上为城市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其结果使农民受益、城市收益、国家收益。农民的这个创造，难道不就是一条很好的城镇化道路，不就是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吗？
城镇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城镇问题，而是农民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样让已经脱离农业、进入城镇型产业的农民，能够同样进入城镇型的公共服务，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只进入了城镇产业、拿到了城镇水平的收入，还不算完成了城镇化，充其量只是“非农化”或“工业化”；农民解决了自身的长远生产、生活保障，真正融入了城市，才是真正的城镇化。东升的经验是：农民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实现城镇化的。这个主动城镇化的方式，就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把“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东”，从资本经营中分享到城镇化的利益。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