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市人大记者会上说，他很赞成广州市和佛山市市长关于财产公示的说法，他表示会和他们一样，“如有通知，愿公布财产”。近来做类似表态的官员逐渐增多，每一次都引来舆论的喝彩，并使国家下这种“通知”的压力越来越高。
官员财产公示显然已是大势所趋，虽然私下仍有不少反对声，但在公开场合，支持官员财产公示几乎是任何人面对这种提问的唯一选择。整个官方不可能长期回避这个问题，只有顺势而为才能在围绕它的复杂头绪中赢得主动。
支持推进官员财产公示，这应是官方的真诚态度。这个前提性的态度不仅应公开表达出来，而且应通过实际行动被社会深信不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围绕怎样公示开展官民共同参与的技术性探讨，实现社会共识。
官员财产公示显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对财产公示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从上到下很多人都不清楚。在世界范围内，财产公示的做法和效果都有很大差异。比如日本主要是议员需要财产公示，法国只需总统和总理财产公示。韩国需要财产公示的公务员大约1800人，需要做财产登记的是18.8万人。
在亚洲国家里，菲律宾和印度都是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都腐败盛行，菲律宾的腐败尤其举世闻名。
然而这不意味着财产公示没作用或者没必要，它作为一个制度虽非国家廉政的充分条件，但看来却是必备条件之一。关于这一点，过去的公开和非公开讨论就已经足够了。
关键的问题是在多大的官员范围内公示和向谁公示。是所有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都需把他们的财产公开吗？他们是向组织公开，还是要向全社会公开？目前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否也有财产公示的作用，或者这种制度是有可能通过严格执行和验证机制与财产公示对接呢？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认真讨论并达成社会共识的。但前提是社会相信政府在认真推进财产公示制度，而不是用这些讨论制造更多障碍，拖延公示的推行。
财产公示不可能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使反腐败一招制胜。但现在舆论对财产公示的要求很强烈，僵在这里，这有一部分反映了舆论对腐败本身的激动。中国最终还是要把腐败压下去，财产公示是手段之一，它的推行既要坚决，也应实事求是。
官方应当加紧研究，形成对公众要求的正式回应。如果财产公示问题总是让具体官员在各种场合面对记者的诘问，而且他们只能回答“上面一有通知”他们就会公开自己的财产，这样下去最终会让问题越坐越大。
政府公信力弱正在转化成方方面面的代价，涉及到财产公示问题时，官方一定要对此有充分评估，耐心细致地与舆论沟通。
财产公示制逐渐和按部就班展开恐怕是唯一之路。其实公众也并非真要求它一蹴而就，而是急需看到一些实际行动，相信事情不会拖延下去。换句话说，社会需要看到一个路线图，知道一个时间表，而且看到真行动。比如广东一些区县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它们与全国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关系呢？
如今的中国，信息传播速度很快，它们产生额外意义并因此嬗变的速度也很快，中国的综合运转速度已经非常高。官方不仅要对此了然于心，而且一定要保持应变的积极和主动。
（责任编辑：吴肖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