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中牟到湖北巴东，再到四川西昌，10天里3名农民丧身于车轮之下。
潇湘晨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巴东村民被碾死一案中，当地存在村民利益被施工方损害的情况，政府又未能及时有效调解纠纷，而村民也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正是这三重因素，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宜(昌)巴(东)高速，《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18条横向干线中，上海至成都最后开工的一段。
在巴东县内，这条29公里长的二级公路建设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当地村民与施工方利益纠纷不断，甚至发生冲突。
3月30日上午9时25分，农妇张如琼因赔偿问题“阻工”，最后死于水泥罐车下。当天，巴东县公安局领导承诺，15天以内解决村里遗留问题。
4月2日早上六点，在数十发礼炮的轰响声中，张如琼下葬。本报记者丁婷婷巴东报道
惨案 罐车碾过，又不停顿地跑开了
巴东县沿渡河镇西边淌村，一个闭塞的小山村。这里距巴东县城30多公里，只有一条异常颠簸的泥巴路相连，每次去县城，都要在陡峭的悬崖边上度过胆颤心惊的两个多小时，到宜昌市则需要6个小时。
2009年，山村的宁静被一群施工队员打破——被巴东“举全县之力建设”的宜(昌)巴(东)高速开工，建成后到宜昌只需两小时。
但宜巴高速的修建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众多困扰。
先是施工时阻断地面排水系统导致洪水，冲击了张如琼等多户村民家；接着爆破掀起的碎石将附近村民屋顶砸出大洞；再然后是挖土时临时征用耕地堆土；甚至因为施工队私接水管弄得一户村民房子坍塌。
村民们称，这些损失三年多来未曾获得赔偿。
2010年7月16日的大水中，张如琼家两层楼的房子被淹掉一层，灶台被冲毁，房基沉降，一楼的家居物品都被冲出门，到第二天才从泥巴堆里一个个捡回来，有些不能用了。
如今，整个巴东段的路基工程即将完工。如果施工项目部走人，村民们担心无处索赔。
所以，张如琼等人决定，得在完工前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
3月30日上午9时许，张如琼和同村的谭文清、向贤敏一起，来到建设工地上拦车“阻工”。
“先是过来一辆运梁车，我们把它拦住停在路左边。接着又过来一辆皮卡车和一辆罐车。”谭文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后两辆车强行从他们右手边的土墩上跑掉了。
没多久，司机田某开着水泥罐车过来了，被拦下停住。
田某求情：“让我过去吧，前面等着要用我的水泥。”此时，项目部总工张恒(音)，以及项目部里负责协调工作的谭逢彬闻讯赶来。
张恒颇为客气地劝说张如琼：“你先放行，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谭逢彬态度却不好。谭文清说：“他威胁说一车水泥要多少钱，到时要我们赔。”
张如琼站在离车头只有几公分距离的路中间挡车，谭文清和后来的几位村民则或蹲或站，在左边车道旁看着张如琼。
司机田某见暂时没法开车，便下车站到一边。
正僵持时，谭逢彬接到一个电话，让村民诧异的是，他挂电话后立即钻进罐车驾驶室，发动车辆要强行通过。
司机田某见状，双臂环抱着箍住张如琼，试图把她拖到车道右边让开，但被张如琼挣脱跑到车前。
当时另一目击全过程的女性村民称，她看见谭逢彬接完电话，上车后就直接开车，速度很快地撞向张如琼，“把她顶着开了一臂远，张如琼倒下后车从她上半身碾过去了”。
随后，罐车又朝该村民的丈夫撞去，她眼疾手快一把拉过丈夫，才避免被撞。
再看张如琼时，已惨不忍睹。
上述村民称，事发后，罐车没有丝毫停顿地跑开了。
疑云 碾人者接到的电话来自哪部手机？
“谭逢彬这个人才25岁，以前在项目部的实验室，那时为人挺好的。去年他接手协调工作，开始还挺客气，冬天后去找他，态度就变得一次比一次差。”村民说，“去年过年，张如琼家杀年猪还请他去家里吃饭了，怎么能这么残忍？”
事故发生后，谭文清被吓坏了，赶紧拨110，又找人通知张如琼的丈夫。
村民李宗凯开着摩托车，在两公里外的南家垭高速出口附近拦到了谭逢彬。当时谭逢彬已经把车停好，在山坡上不紧不慢地走着。
李宗凯一脚踹上去，“你咋这么心狠！”
“我又没想跑。”这是谭逢彬说的第一句话，随后他拨出一个电话，说：“我被老李逮住了”。
几名村民带着谭逢彬回到事发现场，谭自动跪在死者面前，有刚好上坟的村民把纸钱给他，他便开始烧纸。之后，警方赶来并将谭逢彬铐上手铐带走。
村民回忆，警方当场并无表示，晚上尸检后仍无说法，有村民把尸体运到了县政府。之后，这起案子被宣布为故意杀人案。
“谭逢彬被铐上车时，警察问‘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碾死她’，谭逢彬说，‘不关我的事，是尹总叫我干的，我有录音。’”数十位村民均向记者讲述了这一场景。
村民转述谭逢彬话中的“尹总”，是指工程项目部总经理尹红亮。
村民张云碧称，自己亲耳听见谭逢彬说了一些话。“他(谭逢彬)当时在烧纸，有村民问他，你为什么不停车，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人说‘你搞你搞，搞死她不要紧，我负责’。”
不过，张云碧没有听见谭逢彬说是受谁的指使，也没听他说有电话录音。
谭逢彬被警方带走后，几个村民去工程项目部找事发后一直没露面的总经理尹红亮。
“当时老尹见我们来了，就把自己的手机给了旁边一个戴眼镜的手下，那手下拿着手机就想跑，才跑出两三米远就被我们逮住了，我把手机抢过来。”村民童以列说。
村民们把尹红亮“带”到现场。童以列把手机作为证据交给警察，“但是警察说不要，我只好把手机交给了村长李兴培”。
据现场村民讲述，李兴培接过手机后，翻了下电话，又当场把手机还给了尹红亮。
村民想不通的是，警察为什么不要手机，村长为什么把手机又还给了尹红亮本人？
尹红亮在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称，案发过程中，他没给谭逢彬打过电话，至于手机一事，是村民推拉中他手机掉落，后村长还回，不存在把手机给下属、让其带走的事情。
4月1日，巴东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田发敏向媒体表示，就目前的证据，应该不存在有人指使的情况。4月7日，记者致电田发敏，他表示“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巴东县外宣办主任王海波则反复表示“一切以通稿为准”。
回顾 村民与项目方多次发生利益冲突
3月31日凌晨，沿渡河镇镇委书记黄祖贵、县委办公室主任吴以忠等参与赔偿协调。
死者的侄子李旭称，领导给家属“讲政策”，本来按农村人口来赔偿只能得到16万，但顾忌到“相当严重的社会影响”，可以按照城镇人口最高赔偿37万算，再加上死者读高中的女儿教育费用10万等，算下来是60多万。
“后来又给我们讲第二套方案，是按照煤矿上的最高标准算，60万，再加上女儿10万教育费用、老人赡养费5万等，算下来近80万。”最后因死者丈夫提出100万，双方各让一步，定下来85万元。
4月1日上午10点多，赔偿金打入账户，项目部承担丧事所有费用。
4月2日早晨六点，数十发礼炮轰响声中，张如琼下葬。
赔偿告一段落，死者也已下葬。但“捅出此事”的村民担心，会不会引来项目部施工人员的报复？
此前，当地村民与29标段项目部已多次发生利益冲突。
沿渡河镇舒家槽村8组吴宗耀(化名)回忆，2010年3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一些工程队员来到村里，要挖土填村里的公用水井。
吴宗耀说，当时，就这口水井的补偿问题，村里与政府还在协商。
工程队员被村民阻拦，“发生冲突后工程队来了上百人，我们十多个人”。
最终，当地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斗殴”，双方共有7人受伤。
这样的情况并非29标段独有，公开于媒体的消息还有：1标段，2010年8月份，发生在办公室内殴打四名讨薪者致1人“当场休克”事件；3标段，2010年4月13日，发生殴打前来讨医药费的农民工事件；27标段，2009年11月6日，发生开卡车带来50多名“迷彩服”，用铁锹对10多名村民大打出手致伤事件。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村民“怕他们来算账”，说：“我们都是在这里长住的，躲也躲不了。”
转机 领导承诺15天解决村里遗留问题
在纠纷面前，村民们显得无力。
2010年7月洪水造成的财产损失，张如琼等人几年来数十次找镇协调办要求解决。
“村里的报告早交上去了，赔偿一直下不来。打电话给协调办，每次都说第二天派人来，却一直没来。”村民说，找项目部，项目部说属于天灾，要找政府，政府则说找项目部。
工程施工时放炮引起的碎石砸坏一些村民的房子。谭文清说：“我们找协调办，协调办开始说要等放炮结束后做鉴定，再一起补偿；后来放炮差不多结束了，就改说等地基完成后再补，但地基做完项目部就走了，去哪找他们啊？”
后来再找项目部，“谭逢彬说，你们就是看见别人得钱了，你们眼红。”这句话让许多村民心里很难受。
村民称，施工时挖出来的土，临时征地堆放，这部分征地的钱也一直未补偿。
“协调办说，要等工程结束再一起算，到底是复耕还是永久征用，没人回答。”村民吴家耀说，他家耕地被临时征用后拿不到补偿：“我家十八九口人吃什么？”
对赔偿问题，沿渡河镇副镇长陈行杰曾对媒体表示，大型工程施工，施工方与村民或多或少会有些矛盾，镇政府向项目部反映后，施工方认为损毁情况并不是很严重。陈行杰还表示，所涉及的村民户数较多，所以一般将在工期结束后，再一一补偿。
4月7日，记者就此事询问陈行杰，他“正在开会”，没有接受采访。
记者问村民：“为什么没有想过走法律途径？”
很多村民一愣，他们能想到的就是阻工。
事实上，事发当地只有2台能上网的电脑，电视甚至收不到当地频道，很多村民不知道赔偿问题是找政府还是找项目部、赔偿标准是什么、该赔多少。
西边淌村村民王宇杰曾试图组织村民一起去镇政府表达赔偿诉求，村民们不是说有事就是说不敢。他最后不得不在镇里先把个人赔偿问题初步谈妥。
“这个村里从来都很太平，从没出过大事，留守的都是老人，他们不懂法律，也不知道怎么维权。”王宇杰说。
赔偿问题，在张如琼死后发生了变化：事发当天，县公安局领导当场承诺，15天以内解决村里遗留问题。
4月3日，有人来了，“对受损的房子一律赔偿2万元”。
（责任编辑：吴肖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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