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一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在担任信宜市委书记兼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在信宜市属干部提拔、交流、换届任用及工程发包、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涉嫌受贿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300多万元、美元20多万元。另外，为谋求职位升迁，他还曾向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该案昨日未当庭宣判。
花钱买官20万行贿罗荫国买副厅
朱育英的仕途从茂名市电白县起家。资料显示，1992年至1993年，他担任电白县政府副县长；1993年至1997年任茂名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4年起兼任市直属机关财贸口党委书记；1997年至1998年，任茂名市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市直属机关贸易口党委书记；1998年至1999年，朱育英任化州市委副书记，化州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1999年至2003年，担任化州市委副书记，化州市政府市长；2003年至2009年，朱育英转任信宜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2009年至2011年，升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仕途一帆风顺的背后，有着赤裸裸的金钱交易。2008年，朱育英即将到达退休年龄，为谋求茂名市副厅级职位，他在当年六七月份的一天，约请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到当地荔×酒店吃饭，期间贿送罗荫国20万元港币。由此，在罗荫国的关照下，朱育英于2008年底升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厅级)。据调查，朱育英给罗荫国送钱非自2008年始。为了和罗荫国联络感情，朱育英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在春节期间分四次送给罗荫国现金共计人民币8万元。
批量卖官送了钱某镇长“三连跳”
朱育英不仅买官，也大肆卖官。经查明，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办案人员介绍，朱育英自己还经常说一句话，叫“先上车，再买票”。意思就是先不收钱，等事情办好以后再收钱。这些当地干部送钱给朱育英，有的是想由镇长做书记，有的是想由小镇的书记转任大镇的书记，有的是想从镇里调到市里单位，但他们的手段是一样的，就是用钱做助推剂。
2005年，信宜市某镇镇长梁某被提拔为该镇党委书记，为感谢时任信宜市委书记的朱育英的提拔，梁某在当年5月来到朱育英的办公室，送给朱20万元人民币。2006年12月，经朱育英同意，梁某调任信宜市区东镇街道办党委书记，他在到任几天后到朱育英家楼下，在朱育英的车里送给朱30万元人民币，朱再次收下。2008年，梁某为谋求升迁，于当年11月和12月，先后在茂名市委宿舍大院送给朱育英15万美元。在朱育英的推动下，梁某在2009年9月被任命为信宜市副市长。除了这几次大额贿赂外，梁某为了与身为当地一把手的朱育英保持良好关系，从2005年至2009年，先后在中秋或春节期间送给朱育英“利是”6万元，朱都欣然收下。
对于卖官，朱育英却说，他提拔人主要是看能力，而不是只看对方送钱多少。“大家认可这个人我才会提拔，而且要看个人的业务能力”，“我不会让不懂业务的人管钱，让不懂业务的人去管业务”。他还特地提到了信宜市水务局原局长伍某对其行贿一事做例子。2006年，时任信宜市水务局局长的伍某为谋求改任信宜市卫生局局长或信宜市政协副主席，于当年12月在朱育英家楼下将100万元贿送给朱育英，朱欣然将钱收下。但朱育英认为伍某与省水利厅关系较好，有利于该市水利局继续开展工作，就安排伍某继续担任信宜市水务局局长。
搭线收钱好处费不够拉走钩机抵偿
检察机关查明，除了在干部提拔、人事调动、换届任用过程中收受贿赂外，朱育英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信宜市有关工程发包承揽、工程建设、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收受3名工程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港币30万元，甚至于连钩机(挖掘机)都收。
2003年年初，信宜市公安局准备建设戒毒所，朱育英的弟弟朱育明找到信宜市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林某，称可以通过朱育英把该工程争取给林某承建，条件是按总工程款返回8%给他和朱育英，林某表示同意。朱育明将此情况告诉朱育英，朱育英即向信宜市政法委、公安局的有关领导打招呼，“建议”将信宜市戒毒所工程交由林某承建。2003年11月，林某通过挂靠信宜市建筑工程公司与信宜市公安局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随后，他根据约定，于2004年、2005年春节期间和2005年上半年，先后将总计50万元人民币送到朱育明家中，由于这些还不够支付约定8%的好处费，2006年，经与林某商议，朱育明又将林某一台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钩机拉走抵钱。
办案经过主动投案却欲蒙混过关
据了解，2011年2月，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院带走调查，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在茂名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责令“有问题”的官员在4月10日之前向专案组主动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朱育英到专案组“交代”曾经收受过一点红包，总额大约有几万块钱，已经上交给信宜市纪委。
事实上，罗荫国落马前后，已经有很多群众向纪委和检察机关反映朱育英有问题。专案组一方面由纪委出面和朱育英谈话，敦促其主动交代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外围收集朱育英受贿的相关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当办案组向朱育英摆出证据时，朱育英明白已经无法蒙混过关了，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陆续交代了其受贿千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对话朱育英
“我要出书把经历写出来”
本案开庭前，记者在广东省看守所采访了朱育英。面对记者，他谈起了自己堕落成阶下囚的心路历程，期间几度哽咽。
自称没后台曾廉洁自律
朱育英介绍，他1970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最初在茂名电白当老师。后来在茂名山区建设时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因为文字功底较好，被选入广州铁路局任宣传、组织干事，直到1983年被调回老家电白县羊角镇历任镇长、书记、电白县副县长，2003年到信宜担任市委书记。“我没有任何后台，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也从来没有托过那个领导”，“那时自己工作上认真严谨，生活中能做到廉洁自律，我经常动员别人去体检，自己从来没有去体检过，也没休过一天假，一直努力工作。”
受贿缺口一打开覆水难收
谈到自己的堕落过程，朱育英称，开始时别人送钱都不敢收，怕出事，但后来一打开缺口，就收不住了。朱育英说，自己到信宜做书记时已经50多岁了，但跟别人一比，自己家里什么都没有，思想上就有点放松自己。朱育英说：“当时过年过节都有人送红包，茂名有这种风气，但我一开始都不敢收，全都拒绝了，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收一点红包，一般是几千块钱，多的也有几万块的，刚开始收钱的时候心里很恐慌，但打开这个缺口以后，就收不住了，因为这些送红包的人私底下都会有交流，你收了张三的不受李四的，他就会对你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提拔干部以后这些干部一般都会来送钱感谢他，还有的人没什么事情托朱育英办，只是扔下钱就走，“当时我也想过退还，但在那种环境下很难退，这就好像病已经上身了，直到后来最多一次收了100万。这些钱我都以朋友的名义存在银行，一分钱都不敢用，心理上有点害怕，但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只要不被发现应该就不会有事。”
失去自由是最大痛苦
朱育英说，自己刚进来时想不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比较倒霉才会出事，但经过检察官的开导，自己慢慢也想通了，“人错了就是错了，我是一个硬汉，不想再为自己推脱，法律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朱育英说，自己很后悔，想当初前呼后拥，多么风光，现在和过去比简直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人失去自由是最大的痛苦，如果没有收这些钱，自己已经将要退休安度晚年了。他说，我当过宣传干事，以后要出一本书，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警戒后来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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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