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孟凡龙带着朋友“两手空空”地去见许月才，对老领导说：“朋友盖了间房子，请领导照顾一下。”
未成想，办公桌后的许月才脸都未抬，只哼了一声。孟凡龙心下了然，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由此他也摸准了赚钱的门道……
记者梳理发现，短短几年内，临沂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支队直属一大队原指导员许月才，兰山城管分局原执法员孟凡龙、五中队原中队长董岩，商城分局二中队原中队长朱孔涛四人的受贿次数累计可达200次，金额超过百万元，“钱权交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数百万。
日前，临沂市城市管理局180多名副中队长以上干部人员，走进临沂市看守所。一场别开生面的“促廉会”在此举行，后城管局撰发宣传材料称，要让干部“亲眼目睹被刑拘人员失去自由的情形。”
如今，负责管辖临沂市区主要区域的兰山分局、商城分局20余名中队中队长刚刚完成“异地对调”。“小官大权”、“合伙作案”的共同特性，表明行政执法领域亟需建构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他们捞钱的途径是房子。不过，是违章房”
犯案数人中，1979年出生的朱孔涛年纪最轻，大学学历，2006年起即担任隶属临沂市规划局的规划执法督察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在很多人眼中本是“前途无量”。
此次的发案实是出乎很多人意料，就像如今接替其商城城管分局二中队队长职务的解新磊所言，“我们曾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但日常对于朱孔涛“收钱”一事，解新磊称毫无察觉。
“他们捞钱的途径就是房子。不过，是违章房。”一位检察机关人士对记者坦言。
解新磊是名2004年就已入职的老城管，据其介绍，彼时城管只负有清理街头摊贩的职能。如今普遍担负的违章房查处工作，实为当时规划局规划执法督察大队负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执法内容的“油水”相当丰厚。
“可以说，与国内众多城市一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临沂城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开发工作非常急迫，这催生了一系列的建房热潮，而没有通过规划局规划审批的，即为违章房，在城管局尚未扩权前，就由规划执法督察大队进行查处。”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高健云对记者说道。
那时，朱孔涛在规划执法督察大队二中队的上级即为孟凡龙，这位年长朱孔涛十数年的长辈担任二中队中队长。另外一名归案人员董岩，当时任二中队副中队长，三人构成了二中队的核心决策层。
高健云曾专门问询过当事人的管辖区域，“面积很广，临沂市区南北基本以解放路为界，二中队就负责解放路以南的区域，基本相当于半个临沂市区。”
更为突出的是，检方发现三人之间在不少案子中属共同犯罪，互相“卖面子”、“说关系”甚至共同受贿。高健云认为，“在行政执法领域一项执法行为的实施往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通常有一定的审批制度或把关制度。因此，处于中队领导层的三人才需要合作、共谋、互相利用。”
“上梁不正下梁更歪，收钱到最后已麻木”
三人在违章房上收钱办事，实际上是从自己的“老上级”许月才手中学来的。
许月才2002年转业到临沂市城市管理局后任工贸大队副大队长，2006年3月，规划执法督察大队整体划到规划局后，许月才任执法大队副大队长。2008年11月任规划展览馆馆长；2009年11月规划执法大队又划回城管局，许月才继续担任副大队长；2010年10月任直属一大队教导员。
许月才经历颇为丰富、几度易岗。这个以“独自办案查处违章房吃独食”出名的行政执法领导人员，2011年3月份被一份送至检察机关的举报信拉下马，后经法院审查其先后80余次受贿，金额高达63万余元。
孟凡龙至今仍对当时一个情形记忆犹新，他带着一位朋友找到了许月才，对其说：“我朋友盖了间房子，请领导照顾一下。”
许月才只是哼了一声，脸都没有抬起来，孟凡龙知道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第二天，他仍然带着朋友找上门来，说了句“你们谈”后退出门外。办公室内，一笔现金送到了许月才手中，孟凡龙朋友的违章房后果然没有被查处。
“我起初不敢收钱，后来看到领导收钱也没出什么大事，所以胆子就大了。”孟凡龙后来这样忏悔。
董岩则有些后悔当年“被领导带坏”，“我发现孟凡龙、朱孔涛经常收钱收卡，我也就学着收了。”
检察官高健云对本报记者介绍说，无论是孟凡龙、朱孔涛还是董岩，在查办违章房过程中，对于陌生人送来的现金都不敢收，受贿行为均在熟人间进行，至少要有个“中间人”，且受贿以购物卡为主。“他们觉得购物卡保险系数高，不好追查。”
二中队“三位领导收钱办事”的嗜好也慢慢传至民间， 2007年6月份的一天，张某因加盖过大平房被执法人员发现，张某拐弯打听到了孟凡龙等人的嗜好，就买来一张面值2000元、两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当晚，把三张卡分别送给孟凡龙、朱孔涛、董岩。“给完这三张购物卡之后不久我开始施工建设，执法人员没有去查过，房子就建起来了。”
检方发现，孟凡龙、朱孔涛、董岩三人谁收了钱都会给其他执法人员打下招呼，让他们别去查。对于收钱办事这件事，整个队内都已经很有“默契”。
“他们最后对于收钱、收卡都已经有些麻木，有时在酒桌上公开就对别人说收钱办事。还有时借着酒意醺醺，当即就把行贿钱收了。”高健云说，这足以表现了他们的张狂和无知。
“四人200余次受贿肥了自己，不履职造成巨额损失”
去年，许月才“落马”后，给这几个老属下造成了一定震动，董岩甚至还主动找到行贿人退赃。但风头一过，几人又依然故我。
他们现在或许还不知道，许月才也并非对于属下之事一无所知，他最终还是“咬”出了孟、朱、董三人。今年2月29日，春节过后仅仅一个月时间，兰山检察院对三人采取了刑事措施。
自2006年至事发，许月才受贿80余次共计63万余元，孟凡龙受贿70余次共计29万元；朱孔涛受贿57次共计7.8万元；董岩受贿28次共计10.7万元。这几年，四人受贿次数超过了200次，可谓是系统内的“硕鼠”“蛀虫”。有的涉案人所收的购物卡已经花不了，便以9.3折转卖。
收钱办事不仅让行贿的当事人赚取了更大额的利益，也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
2006年10月份，孟凡龙、朱孔涛、董岩发现某海绵厂的彭某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就扩建厂房4000余平方米。三人收受贿赂后，放任彭某违法建设厂房，致使该厂房顺利完工。后临沂市政府对该片区进行改造，对彭某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时造成国家经济损失242万余元。
再如2007年10月份，三人发现某村的刘某在自己的承包地里违法建设楼房5000余平方米。收钱后三人放任该建筑建成，后临沂市政府对刘某违法建筑进行拆除，造成131万余元损失。
“如今负责人开始大面积调动。但管理体制之疴，不是这种方式能单一解决”
在临沂城管部门采访时记者发现，如解新磊等人，一直耿耿于怀外界对于“城管窝案”的关注。
“你们可以看出，相当比例的受贿是在规划局执法监察大队时发生的，不能硬往城管部门上扯。”一位城管执法人员说。城管往往受到非正常的关注，有时还会顶着“恶名”。
解新磊则对记者说，“城管部门的中队负责人流动机制早已建立。”
然而记者从检察机关获悉，2010年2月份规划执法监察大队重新划归城管局后，三人岗位有所变动，朱孔涛、董岩分别任中队长，孟凡龙任普通执法员，但他们丝毫没间断收受贿赂。
孟凡龙就称，“我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之后，直到案发，还能帮助违建方说情。也一直都能收到钱、办成事”。
记者调查获悉，在2月份孟、朱、董三人案发后，4月份覆盖临沂市区主要区域的兰山、商城两个城管分局始自进行大规模异地调动，20余个城管中队负责人换岗任职。但有观察人士发现，体制之疴并非这种简单方式能够单一解决。
该人士建言，城管系统实行中队分片执法，就是每个中队管理一个片区。违章房、违法广告等的发现、先期处置、处罚程序的完成、后续的执行，都由该中队行政执法人员完成。一人执法，环节过多易产生漏洞，再加上固定地域执法时间一长，在关系网的影响下，极易导致个别执法人员包庇违法行为不受查处的现象。
“如今，城市管理职能大幅集中于城管的情况下，分片执法、一人执法的模式更应避免。”有检察官对记者说道。
而除却城管部门，记者采访时获悉，临沂基层税务、工商等部门分片执法也曾酿发职务犯罪窝案，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如何建构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应当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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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