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洋泾浜的变迁

    提起洋泾浜，许多上海人都立刻会联想起旧上海盛极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但细论起来，这“洋泾浜英语”名称的由来还得归功于当年洋泾浜在申城的显赫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让我们来说说这条看起来不起眼，却名噪一时的洋泾浜吧。

1930年代的爱多亚路中段

进行中的洋泾浜下水道铺设工程

填没前的洋泾浜几乎已成平地

洋泾浜上第一桥----外洋泾桥

洋泾浜虽窄，但两岸却是繁华无比

       荒野小河浜一水横两界

       洋泾浜是黄浦江的支流之一，因通往洋泾港而得名。明永乐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苏松，洋泾浜被黄浦江拦腰截成两段，浦东段为东洋泾浜，浦西段为西洋泾浜。清乾隆年间，因沿浦筑塘，东洋泾浜便成死水，逐渐淤塞而致消失。因此，后世所说的洋泾浜即指西洋泾浜。洋泾浜蜿蜒曲折，东起今延安东路外滩，西至延安东路西藏中路(今大世界附近)，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西连长浜(今延安中路)，全长约1600米，东段宽约40米，中段和西段约60米。对于当年河网纵横交错的上海来说，洋泾浜实在算不得起眼。

        1843年以前，洋泾浜两岸尚是一片田野旷地，看不出一丝半点近代城市的影子。一位在上海开埠以前到过那一带的法国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曾描述道：“它那平庸的外貌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土地上没有一点儿树木，有一半淹在水里，差不多全部种了庄稼，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流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只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然而，历史有时就是那样出人意料。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上海的通商门户，洋泾浜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了。

        1843年11月8日，33岁的前英军印度炮兵队上尉参谋巴富尔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梅杜莎号”(Medusa)火轮抵达上海，就任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军人出身的巴富尔在谈判桌上咄咄逼人，势不可挡，在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占了上风。6天之后，巴富尔发布领事馆《第一号告示》，正式宣布上海从11月17日正式开埠，并规定从李家庄沿浦(今北京东路外滩)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之间2900英尺(884.5米)长的浦西一侧江面，为洋船停泊区，专供外国商船和军舰抛锚、靠泊、装卸。这一区域便是后来的外滩。

        然后，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内有关“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规定，与宫慕久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用自己的名义，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他和巴富尔的谈判结果。在这份称作《上海土地章程》的文件里，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亦作“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约830亩土地租与英商建房居住。洋泾浜就这样被生拉硬拽地拖进了租界。

        英租界的建立让法国人十分眼热。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也不甘落后，随即与上海地方政府展开租地谈判。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同样是戎马出身的敏体尼与上海地方官就开辟租界问题也交涉了近2年时间。1849年4月6日，一张由上海道台麟桂签发的布告张贴在外滩的江海新关门口，宣告了法租界的诞生。布告载明了法租界的具体方位：“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位于今桃源路东段)，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今阳朔路106弄一线)”，其面积为986亩。要知道当时全上海总共只有10个法国人(不包括传教士)，敏体尼一家5口就占了一半。剩下的除了1人住在英租界外，还有敏体尼的翻译、商人雷米以及他的职员。所以，敏体尼事后在致法国驻使馆的信函中还颇自豪地认为“各国人很羡慕他，想仿效他”。

        “洋泾浜订旧章程，两国分疆一水横”，英、法租界的相继建立使原先默默无闻的洋泾浜来了一个180度的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租界的界河。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依仗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洋泾浜沿岸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装置着铁栏杆的条石堤岸修建起来了，两条煤渣马路也在南北两岸延伸开来，英租界一侧的是松江路，法租界一侧的是孔子路，据说这孔子路还是上海最早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马路。各种各样的中式庭院、西式楼房沿路破土而出，黄皮肤、白皮肤各色人等或居住其间、或行商贩货，一条原生态的河浜完全被西方近代文明所驯化。1863年，英租界与地处虹口的美租界合并，其正式名称就叫North of Yang-King-Pang Creek Foreign Settlement，意即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次年5月1日，上海道台应宝时委派同知一人与英国领事组成一混合法庭，专门审理租界内发生的以英、美等国侨民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这一司法机构被称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此可见，“洋泾浜”三字已然化身为租界的代名词。

（责任编辑：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