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褪色的造富年代
“十多年前，玩具这个行业，随便一个工厂，几百个工人，一年赚上几百万没问题。”胡虎强告诉记者，在1998年，100元的货款中，原料成本占40%到50%，税收占5%，人工成本只占10%~15%，利润能达到30%左右。顾龙君说，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许多开玩具厂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不过，这种手工制造业很快就褪去了它的风光。
首先是人力成本上涨。胡虎强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工人工资大约是每小时1.5元，到2002年上涨到每小时1.8元，2006年每小时5元，到了去年已经涨到每小时7元。
更要命的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松展做的是出口订单，汇率的每次变动，对企业影响非常大。胡虎强说，15年前1美元相当于人民币8.27元，可2005年8月后美元开始对人民币贬值，一路下跌到现在的6.3元左右，贬值了近23%，“减少的都是利润”，胡虎强说，现在工厂的利润普遍只有5%左右。
邱景生介绍，早年玩具行业价高利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语言的隔阂。以前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多是委托香港地区的贸易公司从中交易，价格多由这些贸易公司说了算。而如今，“老外学精了，直接来找厂商谈价格。”
“邱景生们”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他做的是英国人的生意，帮英国人找厂，现在英国人自己也在中国找厂。他对英国人每次来都要杀价很有意见，但也只能接受。
林江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玩具和电子行业约占东莞地方经济的30%，其次是衣服鞋帽、包装类，占10%。这几年，投资情况没有明显增长，订单相对稳定，可大多数没什么钱赚，利润被不断压缩。
而更大的问题是账期长。邱景生说，5年前，工厂接到订单的同时，客户就已经付了大部分货款甚至全款；而现在，等到终端客户把货卖完之后，工厂才能拿到货款。这个周期至少需要3个月，一般要等上半年甚至一年时间。
账期长，要求企业要自垫大量现金才能维持运转。胡虎强说，他的小厂一个月开支上百万元，一年有4个月是旺季，其余时间是淡季，一年若以7个月计算投入，共需700多万元。一般小厂哪来这么多资金呢？所以要么是同业拆借，要么借高利贷，因为去银行基本上得不到帮助。
林江表示，本地银行对本地制造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企业的贷款态度谨慎，因为这些企业的总部大多不在东莞，也没有多少房产做质押。因此，2011年，东莞当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高利贷的情况。
“明年工人的工资还要涨，要不然，很难再招到工人。”胡虎强摇摇头。
林江表示，现在东莞的人口总数，比最高峰时期减少了约30%，“人员的往来是悄悄进行的，人员流失就像水分自然蒸发一样，属于‘阴干’式流失”。
公开报道显示，自2005年以来，东莞市的最低月工资标准逐年上调。2005年，东莞市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从450元调为574元，2008年770元，2011年1100元。这一最低工资标准，低于西边的广州和南边的深圳——广州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300元，深圳是1500元。
实际上，据记者的了解，现在东莞许多玩具企业的工资都提到了每月1800元甚至2000元以上。薪水发放方式的改变，也悄然提高了薪资水平。比如，原来的计件发薪改为计时发薪，每小时8元钱。同样的工作量，若按计件算，一个小时仅5元左右。
“过去街上到处都是人，如果觉得谁不好，开掉马上就会找到新人补上来”，回忆过去，顾龙君说，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工厂也不敢随便“开”人。
产业转移东莞样本：“有活没人干”
在经历了“企业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之后，一些玩具企业选择了外迁。上个世纪在香港经历的那一轮产业转移如今正在珠三角重演。
调查显示，东莞32个乡镇584个行政村中，已经有60%的村出现了收不抵支。尽管9月份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9%，但业界对此并不乐观。
产业转移的“东莞样本”
2008年5月29日，被民间形象地喻为“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战略由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这项政策的具体内容是：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后者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然而，这项政策出炉不久，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以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重大影响。在一轮又一轮的“企业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之后，一些玩具企业选择了外迁。
在那一波危机中，胡虎强在东莞买了地，选择了留下。顾龙君说，留下来的企业规模都缩小了很多，旺季七八百人、平时200人，就已经算大厂了。
在近60岁的邱景生看来，这一轮的产业转移和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比较相似。
一份香港玩具行业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玩具业便以劳动密集的模式在香港进行生产。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香港凭着低廉的生产成本，在价格上具有极大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区之一。
到了本世纪，香港的玩具产品触到了全球市场的60%以上份额的顶峰之时，由于内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向外释放，香港企业逐渐开始了生产线北移，或将订单交给内地厂商，玩具业也不例外。玩具厂商就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当年，这里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仅为香港的1/10。
到1995年前后，香港实施了严格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制度，工厂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实现了最后一波产业北移。
而这一幕，正在如今的珠三角重新上演。
邱景生的公司，不仅仅是在海外客户和“中国制造”之间搭桥，还具有开发能力——即公司进行产品开发以后，找不同的工厂制造不同的部件，最后由一家工厂完成总装，再拿去海外市场销售。
5年前在东莞、深圳采购，他只需一天就可以采购到公司需要的各种产品。现在大量玩具厂内迁，厂与厂之间分散，要想采购到符合要求的产品，得在路上奔波两个多星期。
在邱景生看来，东莞玩具厂的外迁有一些特点：电子电动玩具迁到了潮汕地区的澄海，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动玩具产业市场；而毛绒玩具类的厂家搬迁到了浙江和江苏等地，主要依托义乌市场做外贸，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不过，迁到江浙一带和东南亚的玩具企业只是一部分较低端的企业，要采购到高质量的玩具产品供出口，仍然要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采购，毕竟东莞的玩具技术和管理最初来自香港。
企业陆续外迁，令东莞当地的劳动力生态也发生了变化。胡虎强说，过去境况好的时候，在松展塑胶厂所在地，村委会通过出租厂房给工厂，用租金给村民们购买保险，年底还给村民一定数量的分红；当地人长期以来靠修宿舍出租维持生存，现在外地人少了，当地人租房的收入下降，生活质量不如以前，“一些当地人开始工作了”。
他说，招聘工人困难造成了“有活没人干”，于是，他将部分订单转包出去，委托当地村民来做，村民们也开始有了一些收益。
同时，林江的调查显示，东莞32个乡镇584个行政村中，已经有60%的村出现了收不抵支。“很难说哪一个镇的财政赤字最为严重，只能说有些镇是比较严重的，例如樟木头镇。”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