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
“7名孤儿生命换救助体系完善值了”；
“袁厉害是非法收养”。
……
上面这几句不可思议的舆情回应竟然是来自兰考大火的官员之口。兰考大火发生迄今已过十余天，逝去孩子的“头七”已过，但袁厉害凄厉的哭喊声、兰考官员冷冰冰的卸责之词甚，至不断冒出的雷人雷雨则不断敲击着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底线。
一场意外的火灾，紧跟着一连串的失败危机应对，我们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网络舆情应对态度。然而从宏观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兰考所面对的问题远非一例，更多的存在于基层的“特权意识”和“隐瞒心态”牢牢占据了地方官员舆情应对的腾挪空间，束缚了地方党政部门左右调整的发挥余地。这无形中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县域舆情的基本治理状况：
2012年周口平坟事件与2013年兰考大火事件均为发生在河南省的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两者惊人的统一和现实的相同，那就是发生在县域空间内。其舆情应对效果差，科学应对手段不足，被网民层层围观。
从县域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作为接近行政管理的“最后一级”，县域承担着管理一方水土、服务一方百姓的现实职能，但是也正是这种“末端思维”使得地域空间不大、人口规模不多的小县城逐渐成为了中国最远离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管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以“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职权部门“一把手”代表的势力成为了地方管理的实际操盘手，一把手“一手遮天”的现象长期存在。正是这种的管理体制导致领导的个人思维升级为基层地方政府思维，对舆情的漠视和不作为使得科学化应对舆情难以在县域环境中成长。
舆情管理体系由多个部分、多个部门和多个平台来构成，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相关经验可以发现：县域舆情缺乏基础舆情管理体系。这也正是导致地方舆情应对中“雷语”频出的最直接原因。
一个简单的舆情管理体系即包含站在台前的“新闻发言人”也包含后台二十四小时日夜工作的“舆情监测系统”更包括在舆情应对处理前线的每一个表态的基层官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舆情应对与处理的管理体系，在一些地方是不具备的。缺少的原因往往有这么三类：
兰考为例中可以看到该地极少出现大规模负面舆情，所以该地连最基础的危机应对管理系统都没有，处理手段落后，官员表态随意。
饮鸩止渴式的宣传管理办法在中西部地区经常可见，宣传部门变成“消防队”，疏于舆情的监测与引导。
此类问题较多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宣传部门成为基层最稳最快的上升渠道，领导换届快，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妥协心态，缺乏长期对舆情的管理经验。
县域能够在新媒体时代主动接近新媒体的少之又少。无论是周口还是兰考在如此大的舆情事件中均出现了“多头回应”“雷语频出”“朝令夕改”的情况，这反映了在基层的舆情表达中缺乏“新闻发言人”意识和新媒体统一表达的出口。基层组织忽视了新媒体建设，官员疏忽新媒体媒介素养。
兰考官员“雷语”频发拷问县域舆情应对。县域舆情作为舆情理论最基础的组成，具有中国鲜明的地域特色。但舆情意识已经逐渐普及化的今天，现今的科学舆情应对经验依旧无法传播到基层，这既有现实因素又有人为原因。唯有打破县域舆情的家长式作风、开放思想引进现代传播经验，才能在根本上解决县域舆情困境。长远来看，县域舆情毕竟“船小好掉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 庞胡瑞)
（责任编辑：魏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