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社区召开居民议事会。受访者供图
核心提示
从去年10月开始，广州市在全市26个社区启动幸福社区创建试点；同时越秀区、海珠区等6个区（县级市）在各自范围内也安排了114个区（县级市）、街（镇）级创建试点社区。
根据第三方机构、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的评估数据显示，试点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平均值从中期预估的84.5%上升到末期的90.3%。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广东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预计达到67.3%，珠三角更达到83%，跨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十二五”期间，全省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0.8个百分点左右，2015年将达70％，继续稳居全国前列。
社区是城镇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对城镇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连日来，笔者选取广州市创建“幸福社区”部分试点单位为样本开展调查，试图发掘社区改革的路径。从今天起，我们推出《广州探路“幸福社区”》系列报道，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你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吗？”“见过面，但名字就不知道了。”这样的回答能让不少人产生共鸣。
“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在当今“陌生人社会”，正在被一代又一代淡忘。防盗门一关，就算同一层楼的住户也“老死不相往来”。
诚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了解邻居，但是，至少从邻里关系的疏远这桩“小事”开始，到居民患上“社区冷漠症”，对参与社区事务缺少动力和热情，甚至塞起耳朵，对社区事务“集体冷漠”……一连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正影响着城镇化的根基。
如何拒绝“集体冷漠”？笔者在广州“幸福社区”创建试点单位走访中发现：组织居民开展高水平的社区自治，正是一些社区的成功尝试。
被“逼”出来的居民自治
居民自治说起来抽象，但每位身在社区的居民，对自治是可感、可知的，摸起来是有温度的。因为正是居民有着需求，才会形成波澜，对社区自治起到“倒逼”作用。
时隔半年多，说起那次尴尬的经历，广州荔湾区冲口街杏花社区居委会主任刘艳华仍然记忆犹新。“那次我站在居民们面前，向大家鞠躬道歉，还听到有人在骂我，其实我也很冤，眼泪都流出来了。”她说。
去年10月，芳村大道几栋非物业管理的住宅楼突然毫无征兆地停水了。当时自来水公司并无停水计划，问题出在哪，居民们莫衷一是。几天没水用，大家骂声一片。当刘艳华被居民电话请到现场后，她便成了“众矢之的”。
“实在对不住各位，居委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小巷总理”，刘艳华所能做的是第一时间“认错”、“灭火”。
但人之常情，刘艳华从心里感到莫大的委屈。“社区工作难做啊！居委会又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况且找人检修也需要时间。”
那天刘艳华憋着一肚子的苦水回到办公室，准备由居委会牵头，发动居民凑钱，请维修师傅对楼栋供水系统检修。有人却提醒她，“居委会来管钱，会不会引发质疑？如果居民怀疑居委会从中收好处费，又该怎么办？”
“可不可以换个法子？”刘艳华自问。她想到了居民议事会，让居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共同确定维修方案和聘请的专业公司。“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居民成为冷眼的旁观者，要为他们提供参与的平台。”
社区里没有大事，民生却无小事。与杏花社区不同，广州天河区黄村街康城社区是封闭管理的物业小区；两者相同的是，都是居民的迫切需要，使社区自治得以快速发展。
康城社区居委会主任马占红介绍，8年前，康城社区刚建成起步的时候，出行并不像现在这样便利，那时连路过的出租车都比较少。于是社区里十几位有私家车的热心青年组成了一支“深夜抢救队”，为居民义务救急。孕妇夜间临产、居民突发疾病要去医院，只要打个电话，抢救队就尽快赶到。这是康城社区最早的一支居民公益团队，在社区多次立功。随着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尽管现在很少有人需要他们帮忙了，但是一提起“深夜抢救队”的名号仍然有口皆碑。
“化零为整”走出新路
如果拿杏花社区和康城社区作对比，笔者发现，两个社区鼓励居民自治的结果最终“殊途同归”——以挖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潜力，尊重居民的主体性，实现“我的社区我做主”。
社区有着需要，居民具备条件，只要“化零为整”，居民便不再是“一盘散沙”。去年4月，康城社区居委会、广州市三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组织了100多位来自德国纽伦堡的参观者，到康城社区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社区广场上，居民手把手地教德国友人包粽子、包饺子，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由居民组成的社区义工队举办起音乐交流活动，展示中国传统民乐。整个参观交流活动由居委会、社工、义工、居民共同组织，举办得十分成功。
尽管康城社区义工队活动十分丰富，居民自治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义工队发起人、80岁的梁自玉仍发现了问题。她说，在社区义工队200多名在册成员中，以老年人为主。很多年轻人、“上班族”对社区事务热情不高，有着客观的现实原因。他们要上学、上班，肯定不会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社区事务上。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隔离在居民自治之外，其实他们也需要参与的舞台，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乐于参加的方式和有足够吸引力的内容。”梁自玉说。
由于早期的购房入户政策，康城社区受到在广州打拼的外来中青年白领的青睐，社区的移民特征明显。康城社区义工队发现，面向中青年人的公益活动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式。义工队在节假日或下班后举办两个“培训班”，分别由本地老人教外来的上班族说广州话，再请他们教老年人使用电脑。大家在互动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邻里关系。
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也是老中青群体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在杏花社区了解到，他们的做法是，建立“片区-社区-街道”三级议事会，直接在居民家庭、社区凉亭、居民广场召开，居民在乐于接触的基础上也易于接触。通过议事会，居民反映的社区卫生环境、路灯照明、垃圾分类等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社区事务的推行也能群策群力。议事会成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优质平台。
“自治”不是“乱治”
居民“自治”不是“乱治”，如何引导好居民自治，政府和居委会都不能缺位。
杏花社区的刘艳华就表示，社区居民议事，也要讲究方法，这就需要政府和居委会来做好科学引导。不要因为议事，产生了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她举例说，最近居民们看到社区草木遭到破坏，便决定召开议事会讨论对策。他们要求居委会公开社区视频监控设备记录下的画面，让破坏草木的人在全体居民面前曝光。居委会则认为，居民们的抱怨可以理解，但公开视频截图时应把当事人的面部进行模糊处理，毕竟大家的主要目的是产生警示作用，而不是为了让那些不文明的居民面子上感到难堪。
广州市民政局社区处处长李伟光说，在幸福社区创建中强调多元治理和多元参与，由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的一元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向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转变，最终建立合作共治机制。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提高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的重要基础，也是创建幸福社区的关键。
李伟光表示，通过调动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可以形成政府指导、居委会引导、居民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如：海珠区琶洲街雅郡社区通过建立“四方联席会议理事会”（四方即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畅通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大力培育社区领袖和社区“草根组织”，打破邻里隔阂，增强居民社区意识。萝岗区夏港街普晖社区通过建立居民代表、居民小组长、小区楼长三级议事平台，做到“小事居民商量办、大事政府负责办”，社区自治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据统计，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试点社区共成立“四方联席会议”、“对对碰”社区论坛以及Q群、微博等各类网络议事平台92个，参与居民近2万人次、议事367次。
（责任编辑：王姣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