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法队员来说，东门的乞讨者有许多是“熟面孔”。图为东门执法人员正在劝离卖艺乞讨者。
政府调查媒体曝光职业乞丐真相致其收入锐减
“生意”难做 “丐帮”退出东门
今年4月，随着一组信息的披露，短短一周之内，罗湖区东门街道执法队经历了一次“大逆转”——往日磨破了嘴皮也未必能把成群的职业乞讨者劝走，这次他们却不声不响地转移了阵地。最近一个月，记者多次前往东门回访，主干道上未曾见到乞讨人群，昔日他们“各显神通”的盛况不再。
“东门的乞讨者大部分并非无家可归，有的甚至住在高档小区、坐私家车‘上下班’，有的扮演残疾人博取同情。”该执法队与公安部门长达半年的联合调查甫一披露，就引起一片哗然。许多没来得及看报纸的市民和商户在温馨提示牌和LED屏幕上看到东门“丐帮”的报道。
临街多位商户向记者证实，知道东门的职业乞讨者不缺钱后，捐钱的人明显少了，“以前三五分钟就能看到一个人蹲下来投钱，或者站住打开钱包”，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乞讨真相，驻足的人慢慢变少，乞讨摊位也渐渐消失。
记者回访证实，目前，步行街区乞丐遍布的境况不再，仅有一两处偏僻之所，仍有一两位面容消瘦的流浪老人静静乞讨。
“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最大的正能量”，东门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指出，在他看来，职业乞丐扎堆乃东门治理之痛。借由信息公开的方式，基层政府在现有的条件下解决了令东门时常阵痛的城市管理难题，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假乞丐占道步行街？
调查历时半年，揭露假乞丐面目
在报纸上看到《起底东门“丐帮”》的文章时，王勇（化名）有点窝火。这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在东门中路一家服装店里当售货员，平时经常路过乞讨者身边。想到“在外面都挺不容易的，自己毕竟有手有脚，别人处境更艰难”，就会隔三岔五在乞讨钵里投下一枚硬币。
“我们打工的，一个月也就赚三四千元，从很远的地方坐公交车来上班”，王勇和几个朋友十分清楚地记得新闻报道里有关假乞丐的描述——“假扮残疾人”、“住高档小区”、“出门有车开”、“回家有专人护送”……对比之下有种受骗感，加上吃过在外打工的苦，更觉得“不劳而获”是“挺罪恶的事情”。
作为深圳最老的步行街，东门平均每天迎来送往50万人次，与川流不息的人潮相对应的，是大量乞讨者。执法队员们认得许多“熟面孔”，平日里驻扎在这里的乞讨者有10多名，到了节假日，更是多达二三十名。人多嘈杂之时，乞讨者们各显神通，有的甚至用超大功率的音箱播放音乐，令路人皱眉，也使东门接到不少商家关于妨碍经营的投诉。
按理说乞讨乃是自我救助的行为，人们对乞讨者自然也是同情有加。但执法队员却发现“不对劲”。“乞讨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以保证生存为底线，真正有困难的人，一般都是就近沿街乞讨，而且不会带太多道具”，东门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赖永强分析，“但东门的一些乞讨者，让人怀疑其背后有人组织”。
据其回忆，执法队员在劝离乞讨者时，常看到形单影只的人背后突然冲出同伴，替其争吵，甚至与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有时候不算热闹的处所会突然多出许多起哄者；残障人士风雨无阻来乞讨，在无人处突然起立行走……针对种种令人生疑的迹象，罗湖区东门街道执法队与公安部门合作，开展了半年的跟踪调查。
调查结果令市民感到吃惊：在新安酒店门口卖唱的残疾人团体，乘坐白色奥迪A6轿车上下班；在东门天桥下的残疾人卖唱团体则每天有白色商务车接送；一名大个子乞讨者则住在地铁福民站附近的高档小区里；满头白发、靠跪在滑板上前行的乞讨者“一秒钟变年轻人”……
“该不该向社会公布他们的真实情况？公布后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东门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罗志威向记者坦言，自己曾用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些问题，最终决定将真相公之于众。“我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公共利益，为东门的一万户商家和几十万的游客负责任”。他将东门职业乞讨扎堆、影响街区正常秩序的状况描述为“东门之痛”。
普通人如何看待职业乞丐？
市民反感“不劳而获”，乞丐收入锐减
4月9日起，媒体开始相继披露东门“丐帮”的真相，社会舆论亦不断升温。4月12日，东门街道执法队将媒体的报道制作成大型广告牌，放置在人流密集处和乞讨者的档位旁；次日，又在东门商圈外墙的LED屏幕上滚动播放职业乞讨者的骗人伎俩，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向欺骗市民的假乞丐。“本身可以自食其力，却装可怜谋取同情，说大了就是一个破坏公共信用体系的行为”，市民张先生在自己的微博中愤怒地写道。市民张小姐在LED屏幕下站立10分钟，把有关假乞丐的所有报道都看了一遍，“他们比我们上班族有钱多了，为什么要欺骗好心人？”
在东门街道，记者随机采访30位市民，仅有2位市民表示自己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捐款给乞丐。其余28位市民则表示“信任感被伤害了”，其中又有15位市民称，以后将可能不会考虑给任何乞丐钱；另有13位市民表示会增强自己的判断力，视情况决定是否帮助乞丐。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人都很富足，一小部分人愿意牺牲富足，去过一种逍遥快乐的生活，就去乞讨，大家也愿意帮助他们”，市民李女士说，“但是要看到，崇尚劳动、不喜欢不劳而获，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而从事出版业的沈女士也表示，“我愿意花钱帮助别人不挨饿，但对有能力挣钱的人，如果还要用吃不起饭作为理由去乞讨，抱歉无法奉陪。”
在东门茂业百货，记者遇到了从事金融业的市民苏先生。他对假乞丐一事则持较为包容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愿意用一块钱出售他的尊严，我买”。但苏先生也表示，自己经济条件相对比较优越，因此没有太多不安感，“像我这样想的人毕竟是少数”。
市民李小姐曾经留学伦敦，她告诉记者，自己很想念伦敦大桥上的乞丐，“他们在那里唱歌，我在一旁看书，都是桥上的风景”。在李小姐看来，“给乞讨的人捐钱，也是爱心的自我满足。无论你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困难，出来乞讨，能不能不要那么吵，能不能不要把伤口展示得那么不堪入目？能不能多一些真正意义上卖唱的街头艺术家？”
东门步行街假乞丐曝光后，职业乞丐们面对东门乞讨“生意”不景气的状况，都纷纷很“经济”地选择了撤离。据《羊城晚报》报道，乞讨者谢彬称，职业乞讨者在双休日通常每天能赚一两万元，他的摊位最低收入也有800元。东门执法队相关行动后，他周六只收到不足300元，工作日每天收入则不到100元。
而谢彬依然留守于此。去年底，因为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被诊断患有脑瘫，他四处筹钱给儿子看病。他告诉记者，自己心里很坦荡，尽管假乞丐的事情出来，人们对他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但他说，“我对得起自己良心，他们是假的，我不是假的。我也不骗钱，好心人给多少，我就要多少。”
上周六，记者尝试与谢彬取得联系，他现在在贵州做建筑工人，听筒里传来工地的轰鸣声。他告诉记者，因为孩子卧病在床，自己的乞讨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与职业乞讨者“驻守”闹市的态度不同，谢彬称，在乞讨过程中，自己已经筹集了两万元，而且经过好心人指点，也知道如何向政府和公益机构求助，“我肯定不能永远去街上要钱，最后还是要工作的”。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