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是公车治理的最大难题。广州利用科技手段，给全市党政机关8491台公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监控行车轨迹，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行驶里程比车改前减少了45%，一年可节约4000万元，连续两个月出现公车“零私用”。“科技车改”真能刹住“车轮腐败”？
车改一年节约4000万，月均行驶里程减少45%
广州市纪委计算，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广州“科技车改”的核心，是用卫星定位技术，盯住每辆公车的轨迹和去向，相当于安装了一双24小时监控的眼睛。信息系统设置了节假日、超工作时间(即八小时以外)、超执法地界、严控禁区等6类监察点。严控禁区监察点包括高尔夫球场、高档娱乐、沐浴、酒店等高消费场所以及中小学校。一旦公车进入监察点，系统就会报警。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这套系统解决了节假日公车封存难、用车人身份甄别难、公车使用情况公示难、执法用车监控难等“四大难题”。
“一旦有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从监控系统可以看到被举报车辆的行车轨迹，当事人想不认账没那么容易。”广州市纪委智能监察室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广州市纪委统计，“科技车改”前，全市公车月平均行驶里程为1769.97公里，相当于每辆车每个工作日跑了84公里。今年6月，全市公车月均行驶里程比改革前减少了45%，特别是管住了节假日和八小时之外的用车。
广州市政府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以前，用公车办私事，就像用单位电话机打私人电话、从单位拿支笔回家一样，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现在总觉得有双眼睛盯着，很不自在，要办私事不如打车。
内部监督为主，能否真正遏制三个“三分之一”
国内公车乱象，有人称为三个“三分之一”，即公务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广州市采取“技术监控＋曝光”的办法，今年4月起开始曝光公车私用查处情况。当月曝光6宗，5月曝光2宗。认定“私用”的依据是：公车是否真正用于公务，用车手续是否完备。
记者在一些机关单位看到，出车理由多数是简单的“值班”、“加班”、“公务”之类，而领导一律“同意”。
那么，这样的“自答自批”会否给公车私用者提供“攻守同盟”的空间，让高科技的监控打了折扣呢？“就好比纪委出了一套考卷，干部自己答卷、自己批卷，他们会给自己批个不合格吗？”广州市民欧先生说。
一名市直机关公务员坦言，跟领导说用车“办点事”，领导一般不会细问，但“科技车改”确实管住了大部分人。谁愿意用自己的前程去占公车私用那点小便宜呢？
广州“科技车改”后，公车行驶里程减少近一半，实际上也反证了此前公车私用现象确实严重，而目前虽然效果明显，但采用的主要是内部监督方法，能否一以贯之，“曝光”会否在主要领导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削减数量是根本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广州市民反映，过去的公车号牌老百姓能认出来，但近两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群众监督也难以下手了。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公车改革方案应该“阳光化”。叶青说：“世界各国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越多’怪圈。”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