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帽子”之下谁才是真正的贫困

    扶贫资金严重不足

    在过去十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大幅增长。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为349.3亿元，是2001年的2.7倍，前十年累计投入2043.8亿元。

    近20年，河北省唐县的各项扶贫资金累计达3亿元。2011年，唐县拿到了1900多万元的专项扶贫款，但这还是令扶贫办工作人员感到捉襟见肘。

    这些钱用在58个贫困村上，既要政策适当侧重，又要确保公平。按照产业扶贫、基础配套和培训的比例，产业扶贫占60%，能够到农户手里的资金只有1140万元，平均一个村可以获得扶贫资金只有19万元，如果每个贫困户最多获得5000元的支持，那么一个村有38家农户可以获得扶贫支持。

    唐县齐家佐乡侯合庄村，全村1731户，80%以上都是贫困人口，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家庭能够获得帮扶。

    唐县扶贫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的村没法联系，因为有些贫困村几次申请扶贫款，你如果不给，他们就不理你了。

    河北省扶贫办提出必须走“产业开发”的路子，扶持贫困村建立自己的特色优质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和示范户，带动农民主动参与到产业开发中来。而“整村推进”的全面发展还得依靠行业扶贫，调动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社保等多个部门的财力投入。

    “以往，其他部门也会有投入，但是不一定是投入到贫困村，单纯依靠国家扶贫资金，一个村子的面貌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通过各部门资金和资源的整合，就能实现一个村子的交通、饮水、用电等方方面面的改善，带来贫困村的脱贫致富。”保定市扶贫办项目开发处处长崔明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侯合庄村的薄皮核桃产业项目就是一个行业扶贫的实例。在2011年开始建设这个项目时，唐县林业局投入了8.4万元为农户集体买来了优质种苗，而水利部门投入7万元用于基础水利设施建设。但还是不够。

    侯合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云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核桃种在山地，没有直接灌溉的水源，现在农户只得用油桶在村口的水井里取水，然后拉到山上的区浇灌。现在，这些核桃园急需要建设几个扬水站，而这个投入又需要20多万元。

    如今，刘云星已经把这个扬水站建设项目报到唐县扶贫办，但扶贫办主任乔占怀为难了，国家实在扶持不了这些资金。如今，扬水站依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

    保定市扶贫办副主任李福刚坦言，中国当前的体制是条块分割，各个行业部门都有自己的资金安排，因而要说服他们在贫困地区投钱不是扶贫办一家就能办到的，需要有专门协调的上级部门。

    “周转法”难周转

    既然资金有限，那么就应该让资金发挥长期效力。“周转法”就是实现资金滚动的一种办法。

    “我们要求一家农户使用这一资金，用来买树苗，三年后，再将这笔钱返还，让下一家贫困户使用。”唐县扶贫办副主任杨殿春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借助其他贫困村“周转树”的做法，2009年，齐家佐乡西胜沟村开始了“周转畜”。依托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村民可以支出三五千元用来购买羊、牛等牲畜，但是3年后必须将这笔资金周转到另一家贫困户。

    不过，同很多寻求资金效益最大化的村子一样，西胜沟村的“周转法”以失败告终。

    按照唐县的扶贫安排，过去10年要扶贫117个重点村，1.2万户贫困户，共计11.9万扶贫对象。唐县从2002年正式获得国家重点县的政策，以三年为一个阶段分段执行。按计划，2002—2004年扶贫45个贫困村，2005—2007年扶贫36个贫困村，2008—2010年扶贫36个贫困村。

    西胜沟村便属于第三阶段的扶贫对象。2009年，西胜沟村获得15万？20万元的扶贫资金，资金分散到农户购买牲畜，打算实行周转。但到了2011年，新十年的扶贫规划开始，已经获得扶贫支持的西胜沟村不再列入扶贫对象，再加上村干部更换人选，“周转畜”一事便不了了之。

    据地方扶贫工作人员介绍，即使不从扶贫对象中“出列”，村民也不愿意将到手的扶贫资金退出来，而且，周转资金是否能在几年后真的实现收益并让农户有钱可退，也是未知数。

    虽然“周转法”在少数村也探索出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贫困村却在周转中遇到了阻碍。如今，这种带着良好愿望的资金利用模式仍在试点。

    体制阻碍“互助金”

    “周转法”遇阻之后，一些贫困村又尝试了一种更为可行的资金滚动利用模式——“互助金”。

    互助金是一种公益性的帮扶基金。它将一个村所有农户的扶贫资金放在一起来，如果有条件，各家农户还可以拿出一些自有资金放入“互助金”，在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时，农户根据项目从“互助金”中借款，并在承诺的期限内返还借款，并交纳极少的“利息”。

    互助金解决了扶贫资金少而分散的问题。“每个贫困户只能获得3000元左右的扶贫资金，但是，在农村建一个蔬菜大棚可能需要几万元，扶贫资金显然不足，但是大家聚集起来就能建起大棚了。”崔明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唐县已经有多个贫困村进行了互助金的试点，但如今互助金的注册已经停滞。

    一年前，唐县有一些互助金在工商部门完成了注册，然而由于互助金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农村银行，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最近工商局已经不再接受互助金的注册。根据互助金的公益性质，工商部门建议到民政部门注册。

    但是，由于涉及少量利息的收益，而且具有资金监管上的风险，民政部门也不敢轻举妄动。

    到目前为止，保定市已经启动了135个互助金试点，涉及9323户贫困户。但如今，要新成立互助金，注册便成了问题。

    李福刚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有一些村已经不再是国家贫困村了，互助金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方面，即使不再是扶贫对象，互助金依然是这个村发展产业的需要，但是谁来监管？另一方面，一旦注册，没有特殊原因，互助金也无从注销。

    现实情况是，一些村不再是国家贫困村后，对互助金既不敢用，也不敢动，就让这笔资金“呆”在账户上了。

    谁是特困的贫困县

    国家14个特困区679个贫困县名单披露

    河南信阳：靠扶贫款富不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勇李姗姗|河南信阳报道

    信阳市农业开发和扶贫办公室副主任余美海盼来了好消息。该市的光山、新县、固始、淮滨、商城、潢川六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大别山区，其中，潢川县为唯一一个新增贫困县。

    “我们正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对全市贫困人口分布状况、数量、导致贫困的原因等详细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并为贫困人口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信息。”余美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下一个十年扶贫攻坚的基础。

    两进“国家队”

    信阳之贫，位居河南榜首。在信阳，潢川县是唯一一个两进“国家队”的特殊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潢川是国家贫困县，后来被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关于“摘帽”的解读，潢川当地流传的版本众多。“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以后，每年除了专项扶贫资金减少外，以工代赈、财政转移支付等隐性收入也大大减少，老百姓脱贫自然就慢了。”潢川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为何重新“戴帽”？“潢川脱贫较慢与多种因素有关。”潢川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高中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因灾返贫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潢川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全县271个行政村，总人口80.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6.91万人。“贫困人口主要在平原垄岗区、低洼易涝区和丘陵偏僻区，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较差，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非旱即涝，增收十分困难。”高中亮透露。

    2004、2005、2007三年，潢川多次遭遇淮河流域洪涝灾害，致使全县56个贫困村全部受灾。2003年，该县56个贫困村贫困人口为4.27万人，至2004年底升至5.37万人、2005年底达5.75万人。2007年，该县因灾贫困人口又由4.2万人增至5.3万人。

    2010年，潢川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村有52个。在新的“十年扶贫计划”中，潢川县有89个村被确定为贫困村，成为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对象。

    钱不来，不来钱

    目前，信阳当地针对贫困村最主要的扶贫项目为“整村推进”。所谓整村推进，一般是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基本上为修路、饮水工程。

    “修路只是改变了以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解决不了根本的脱贫问题。”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马庄村村民张言(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村扶贫开发始于2008年，现在道路畅通，出门方便，饮水安全，“但是村子里大部分人还是靠外出打工挣钱”。

    当地农民更渴望金融服务，小额贴息贷款难、资金量小尚需改善。

    “一想到贷款我就头疼。贷款难，手续多，有时候急着用钱，能把你急死！”淮滨县张庄乡绿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厚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感叹，农村金融机构缺失，贷款政策缺乏灵活，其服务已严重滞后于扶贫攻坚。

    李厚武告诉记者，2011年下半年，他从张庄乡淮河边际流转1200亩土地种植葡萄，协议价格为每年每亩地600元，流转时间为15年。目前，他已经投入了160万元。在见到效益之前，最少还要投入5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一些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他而言，脱贫致富，尚“任重道远”。

    而对于信阳目前推行的“扶贫到户”项目，不少农民亦有怨言。

    家住新县泗店乡泗店村的陈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全家四口人，长子师范毕业后在当地小学任教，次子在武汉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经济十分拮据。2010年，他们投资8000余元种大棚蔬菜，听说上面有政策凡是贫困户种大棚蔬菜，一个棚子可以补贴3000元，但至今未见分文补贴。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在扶贫中存在“困惑”的还有不少官员。

    “扶贫开发现在存在‘三难’：一是市级配套资金解决比较难；二是群众筹资和整合部门资金难；三是缺乏支柱产业，群众脱贫容易致富难。”淮滨县一位官员坦言。

    

（责任编辑：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