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才能“造血”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是信阳脱贫攻艰“样板”。
总人口36万的新县，地处鄂豫皖三省接合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信阳典型的深山区贫困县。“经过十年的扶贫攻坚开发，全县累计解决了3.6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55个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485元增加到4180元，增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新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赵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近年来，新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养殖、优质高效林果业，红色旅游产业、劳务输出以及生态工业。“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纪委、监察部的帮扶下，靠25.8万元扶贫贷款，由一个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集医药科研、保健品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这家全国最大的橡胶膏剂药品生产基地，后来成为革命老区第一家上市企业，带动了一大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赵明表示，“新县是有名的‘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深山环绕四周，针对这一点，这几年我们因地制宜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也取得预期的效果。”
2011年统计数据表明，新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9.4亿元，同比增长12.1%；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68亿元，同比增长2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98元，同比增长14.5%；农民人均纯收入6101元，同比增长14.3%。
扶贫资金“孤掌难鸣”
淮滨县栏杆镇王湾村71岁的党支部书记王振发则如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村320户，1312人， 1090亩耕地，属于洪河低洼易涝地带。“以前很穷，种田靠天收，容易被淹，跨两省交界，小孩子定亲都困难”。
2006年，该村开始“整村推进”，扶贫部门投入100多万元修路和安装自来水。“老支书一班人又多次到土地局、水利局那里争取资金，最后争取到土地平整费300万元、水利资金100万元，一下建了四个提灌站。”当地村民向记者历数村干部的功绩，现在该村有216户种植蔬菜，13户为温室大棚，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实现了药材的大规模种植。
目前，该村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药材种植基地。
“俺前几年的时候就想种菜，那时候路也不好，遇到下雨天，黄瓜都烂在地里了。”正在田间劳作的王湾村农民王振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路修好了，我四亩多地全种成了菜。信阳市的车直接到地头来买菜，销路也不愁了。”
但类似于王湾村这样能够实现全行业资金和资源整合的并不多，很多贫困村还是单纯依靠有限的专项扶贫资金，“孤掌难鸣”，扶贫效果并不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在除了扶贫专项资金外，行业性扶贫项目诸如水利、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项目皆有。但因这些项目主导权分属各个部门，扶贫办的确协调乏力。由于在扶贫攻坚中“各吹各的号”，难以形成合力，大部分贫困村“整村推进”过后依然如故。
“扶贫要动员各级力量一起推动，才能实现目标。”而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黄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实是“扶贫办协调各个部门的力度有限”。
新世纪的头十年，大同全市有41万贫困农民脱贫，占贫困人口总数近2/3；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2001年的673元增至2011年的3854元。
然而，看似完美的成绩单背后，脱贫形势依然严峻。“煤都”大同在源源不断输出乌金的同时，贫困并未因煤而解。
2001年，紧邻太行山的大同市浑源、广灵、灵丘、天镇、阳高被列为国家贫困县。时隔十年，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正式确定，山西共有21个县纳入连片特困区，其中大同市大同县是唯一以非国家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大同县：小康县“返贫”
等待了十余年，大同县终于卸下了沉甸甸的“小康县”桂冠，戴上了“穷帽子”。
大同县城所在地——西坪镇的景象凌乱：烟雾弥漫、货车首尾相连缓慢挪动、低矮的建筑散落在仅有的几条街道周围……大同县与大同市区毗邻而居，但20多公里的间隔令“卫星城”大同县城寒酸得如同一个乡镇。
直到现在，大同县政府信息网络中心负责人孙进军仍然有些愤愤不平，他认为大同县的贫困落后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小康县的光”。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当初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影响了大同县的发展。
这位官员隐约记得，大同县是在上世纪90年代“被成为”小康县的，彼时的领导为了政绩，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使贫弱的大同县在数据上很光鲜，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很多贫困县的政策难以享受，其后几任领导也承担了巨大压力。
坊间有另一种说法：当时大同县拥有煤矿、煤检站，以及砖厂、水泥厂等企业，财政收入还不错，领导戴“穷帽子”的积极性不高。后来企业关停，国税地税分家，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但再想要回“帽子”已不可能。
不管是何因素，大同县统计数据的“虚高”是事实。大同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夏静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大同县现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很难完成上级下达的GDP等各项指标任务，只能把市里设在大同县境内的工业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而事实上其税收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2011年，大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361元，高出浑源县421元。而现在的浑源县却是公认的强县，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大同县。
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曾因“小康县”很受伤。几年前，他数次前往省计生协会争取扶贫资金，对方最终同意投资12万元给村里发展养殖业。结果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时，却被告知小康县不能享受政策。贠天贵自此不再“瞎折腾”。
除了与扶贫资金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也给大同县带来了沉重负担。因而，大同县“返贫”的急切心情年甚一年。
早前，国家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当时，按照贫困县总数不变的原则，最大的可能性是将发展好的国家贫困县灵丘调出去，再将大同县补进来。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大同市某县扶贫办主任表示。
不过，大同县最终如愿以偿。“从小康县到贫困县，大同县终于回归本位，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隔数月，孙进军的喜悦仍挂在脸上。
浑源县：贫困县“露富”
距离大同县不足1小时车程，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显得有些“华贵”。县城不算太大，但也颇具规模，大街上不时闪过几辆悬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轿车，恒山国际大酒店等几家星级酒店在县城中心格外惹眼。
2011年，受益于煤炭资源的快速发展，浑源县财政收入达到5.27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国家贫困县中，浑源被认为是仅次于灵丘的贫困县中的强县。
之前，浑源县也有过“摘帽”传言，曾令该县许多领导干部焦虑万分。有人甚至建议浑源县对外要低调，不能“露富”，要“炫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浑源县采访时，恰逢当地扶贫工作会议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浑源县扶贫办副主任张久英介绍，浑源县委书记张清河在会上批评了部分干部“‘保帽’不发展”的消极思想，希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张久英是土生土长的浑源人，2002年调入新成立的浑源县扶贫办工作至今。在他看来，浑源县十年扶贫成绩斐然、可圈可点。
十年里，浑源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9元增至3940元，贫困人口数量从最初的12万人减少到5.6万人，162个重点贫困村受益，大量贫困人口享受到了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等扶贫政策。
张久英带领记者到了迁旺移民新村、浑源县就业培训中心两个点。2009年6月，国家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曾前往迁旺移民新村调研，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浑源县按照劳动力培训就业一体式推进的思路，“雨露计划”也一直走在全省前列。
村民王珍从40里外的官儿乡搬迁而来，每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养羊，他直言，“条件好了，也方便了，就是收入太少。”
目前，迁旺移民新村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黄芪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其他增收途径。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徐鹏山万分焦急，他希望政府能对移民新村给予一定的产业扶持。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按照“贫困村十年扶一遍”的规定，像迁旺新村这样已经享受过扶贫政策的贫困村，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得到扶持。
大同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孟汉仲表示：“移民搬迁一直是大同市扶贫工作的主要抓手，但存在‘输血’不足‘造血’难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搬迁农民自己的‘造血’功能。”
在今年2月召开的大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扶贫工作会议上，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亦明确指出：要通过“造血”扶贫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目前，浑源县尚有2万余人等待移民搬迁，今年的搬迁任务是3500人。张久英认为，要真正做到让“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并不容易。
2011年，浑源县到位扶贫资金4000多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省片区开发项目资金2000万元、整村推进资金1600万元。而浑源县最初能拿到的扶贫资金少得可怜，最少的一年是105万，多的时候每年也就四五百万。
虽然任务依然繁重，但张久英认为，浑源县扶贫攻坚恰逢其时，一方面是近年来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是浑源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配套等各项投入可以及时跟进。
汽车走到河北省唐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这里是百合镇，距离此行的目的地——侯合庄村已经不远，唐县扶贫办的人说，选择侯合庄是因为其是唐县最贫困的乡村之一。唐县绝大多数的贫困村隐藏在深山区，而侯合庄就是处于深山区与浅山区交界的位置。
十余年未变的乡村
百合镇的面貌与东部乡镇大相径庭。
一条主街道几乎聚集了全镇所有的商业。这里的商店招牌名号都特别的大，有个叫“东方家具城”，有个叫“赛超家具城”，还有一家叫“窗帘城”，以及一家叫做“大酒店”的餐馆。其实它们都只是有两层楼高的普通店面，而叫“大酒店”的只是一家位于小平房里的农家乐。
汽车沿着乡镇公路向距离百合镇七八公里的侯合庄行驶，在一个堆满玉米秸秆的路段，出现了“王各庄村”。侯合庄与王各庄村相邻，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只有几百米的公路，村情基本一样。
侯合庄村有村民1200多人，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儿童。这里的农民种植玉米、谷子和一些杂粮，每户人均1亩地。但由于都是旱地，每亩地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据村支书刘星云介绍，收入好一点的家庭基本上都是靠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有的家庭也养羊、养牛，或是种植一些果树，但也带不来多少收入。
在沿村的路上，记者没有看到商店，却赶上了集市。
在王各庄和侯合庄之间的那条一眼看得到头的马路上，小商贩将衣服、鞋、日用品、农用工具沿着马路排成了长长的一条。裹着头巾的农妇，穿着鲜艳棉袄、抱着小孩的家庭妇女，还有衣着朴实的老人在逛着集市，挑着自己需要的物品。
一个卖衣服的中年男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里每个月农历初二、初四、初七、初九，商贩就会聚集在这里，农民会在这几天过来采购商品。
在集市的不远处，灰色的群山、少量的树林就在眼前，公路边干燥的黄土地上，每驶过一辆汽车就掀起一阵灰土。村里的干部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的年轻人就开始外出打工，这十多年来，侯合庄村没有太大改变。
脱贫还得靠农民自己
扶贫20余年，侯合庄村的上级单位——唐县也进行了一次扶贫成效的总结。
1994—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唐县未解决温饱人口从24万人减少到18万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800元；2001—2010年，按照国家原扶贫标准，全县贫困人口减少了8万人。
侯合庄村从去年10月开始获得薄皮核桃基地项目的扶贫资金，如今210亩地上已经种上了优质核桃树苗。核桃树需要3年成熟，因而能否增收还需要等待。
侯合庄将扶贫资金与农村专业合作社结合起来。“林业局出钱给我们买了种苗，水利部门给我们提供了部分水利配套，扶贫专项资金供应我们今后对核桃基地的日常维护，将来核桃丰收了，农户可以从中分红。”村支书刘星云说，“不仅如此，对于核桃的种苗、浇水由村民来完成，每种一棵树15元，村民还可以从参与核桃林维护中赚钱。”
至于核桃林挂果成熟后能够卖出多少钱，三年后就知道结果了。
与侯合庄只有十几公里距离的西胜沟村是一个旅游新村，一年前，西胜沟村已经完成了扶贫任务。依托当地的大峡谷等自然风景，西胜沟风景区的旅游产业逐渐新生，当地百姓卖一些旅游产品、水果、特产就能够赚取一定的收入。所以，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比乡里的其他村要高。
至于哪些收入是扶贫带来的，哪些是地方经济发展中带来的，西胜沟的村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2009年，国家给予了十多万的扶贫资金，帮助购买牲畜，当时每家都获得3000元左右的扶贫资金。
如果非要深究——扶贫的成绩单到底要打多少分，只有被扶贫的群众能给出答案。
扶贫基层干部也很为难。在这20多年的工作中，地方扶贫干部更像一个推着、赶着农民干事业的“管家”，他们有时候不仅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搞项目，甚至要亲自去干买树苗、买种子的具体事务。
扶贫资金到户了，至于那些买来的牛、羊如今是否还在、行情如何，扶贫办实在管不过来，毕竟产业还是要靠农户自己。
（责任编辑：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