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这座有2300多年建城史、400多年建都史的北方城市，是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然而近几十年来，其声名却更多地与“煤”相关。用市长耿彦波的话来说，大同“有历史没文化”，大同人“抱着金碗没饭吃”。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后，大同把明城墙以内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并把保护区域扩大到4.8平方公里。凡在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除800万平方米)。同时，启动明城墙、华严寺、善化寺等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工程，完整恢复传统里坊格局和四合院。“梦回北魏”，成为大同古城复兴的追求。
但大拆大建还是引来争议，有的项目甚至被国家文物局一度叫停。原因在于，耿彦波要修复的不仅仅是单体建筑遗存，还要恢复当年的整个建筑群，而其中的许多部分早已烟消云散。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但耿彦波坚持认为：“其实，我国得以传承下来的古建筑绝大部分都经过了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他说，关键在于区别“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而大同始终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可是，历史资料的缺失、传统工艺技术的失传，“修旧”真能做到“如旧”吗？“真理永远在路上。”耿彦波这样作答，“政府要有长远眼光，不能让有价值的城市平庸化。我们想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趟出条路来。”
相较于大同，洛阳的城市规模更大，而发展空间却显得局促。原因在于，洛阳的地面遗存少，遗址却十分丰富。在洛阳，如何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是始终考验城市规划者的一道难题。
在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余杰的办公室，他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1982年通过的国家文物保护法，就体现了“洛阳工作方式”的精神，即大型基建工程，首先应开展文物普探和文物发掘，之后才能进行基建项目审批。“除‘考古先行’外，‘规划先行’也是洛阳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坚持的一大原则。”余杰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洛阳就避开老城建新城，创立了城市规划的‘洛阳模式’。当时，政府规划建设涧西工业区，有意避让了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和金元旧城，体现了自觉保护地下文物、遗址的理念和思路。之后，三期、四期城市总规的编制、修编，也始终坚持这一理念。”
洛阳人称“五都荟洛”，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1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同时，北有邙山陵墓群，南有龙门石窟，遗址数量多、体量大，为避开这些遗址，洛阳形成了特有的组团式城市规划形态和布局。对着一幅洛阳市城市规划图，崔玲向我们讲解：“你们看，这座牡丹大桥是不是这样直过来修更好？但为了避免跨越隋唐洛阳城里坊区，就向西绕着修了。”
（责任编辑：李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