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派突围“金改”
6月28日，广东“金博(交)会”尚未闭幕，上海“2012陆家嘴金融论坛”又告开幕。在这场政、商、学界金融精英荟萃，规格更胜广东一筹的金融大会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温州金改’有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走向‘流产’现象。”
在郭田勇看来，温州金改实验区准备并不充分，有些仓促上马，上马以后便会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因为不改也不行了，但是往深处改又不知道怎么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口”。
目前，“珠三角金改”实验区已经获批。那么，“珠三角金改”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革，不止被各方猜测，也有人担忧会不会沦为“温州金改”后继。
“首先，金融政策很大一块都掌握在北京，地方很难在政策上有作为，真正地方‘金改’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就是突破政策管制，同时又在监管方面有所创新。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三是金融技术创新。”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接受国务院研究室业务指导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29个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指数，这种全国视野下就金融工作进行经常性比对，使郭万达建立起一套审视地方“金改”的格式系统。
在郭万达看来，地方“金改”千头万绪，究其实质，都跑不出制度、产品、技术三个层面的创新。而这三者当中，他尤其看重后两者。
深圳从2007年推动的中小企业集合债，被郭万达视为金融产品创新活生生的案例，“大企业发债很方便，小企业要发两三千万的债，标的太小，谁都不敢买。于是把多个中小企业集合起来，捆绑打包统一发债，这就是创新”。
郭万达还预判，未来金融技术创新或更多通过IT技术达成。他举例，深圳某保险公司目前正打算在互联网上打造金融超市，面向客户实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品的一站式服务。
“客户眼中，这家保险公司同时做银行、保险、证券业务，好像它违反监管搞起了混业经营，但实际上它只是通过网络技术把分业经营的金融业务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既方便了客户，又在政策规定之内。”
陆磊则对“金改”政策收放尺度不作过多揣测。陆磊于1995年至200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和研究局工作，谙熟央行面向地方出台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搞政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并非给你什么政策，你就能做出什么，只有你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给你政策都说不过去”。
陆磊反对把改革创新寄望于顶层设计，为此，不久前他专门发表《让金融回归技术》一文，斥责“我们如滥用抗生素一样滥用‘改革’”。他认为，过于强调金融的体制性，结果是诸多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体制改革，他甚至认为“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形成机制，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新股发行，均属于由谁定价、如何定价的技术问题”。
郭万达、陆磊这样的技术立场，似在拓展地方“金改”上手的空间。但陆磊接受本刊采访时又特别强调，“珠三角金改”的全面推开，亟待广东形成一个掌握现代金融知识的技术官僚集团，方才能抓住“金改”主动权，真正达成改革愿景。
本刊记者此次走访了“珠三角金改”3个布局点，即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背后，从与基层官员交谈中不难发现，部分官员谈及新区招商引资往往滔滔不绝，涉及金融则显得力有未逮。
据陆磊说，他已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十百千万工程”，即5年内引进10名国际顶尖金融人才、100名高级职业经理人，培养1000名金融骨干专业人才、10000名金融中介技术人才。目前，该计划已被政府采纳，并写进《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