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劳动报》报道，有文艺评论家评价脱胎换骨的新上海时慨叹:“上海，是一座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文学界普遍认为，正是一种深入城市骨髓的冲突和反差，才滋生出海派小说中特有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浮世传奇，以及折射而出的市井百态。从张爱玲到白先勇，从王安忆、程乃珊到赵长天、陈村、陈丹燕等等，记忆中的上海作家群，和这座城市一起，聚沙成塔般地显现出纷繁多变、深邃隽永的气质和性情。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赵长天、程乃珊两位本土文学的耕耘者相继去世，带给沪上文坛沉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全球化进程的迅猛突进，城市人忽然发现，上海孩子不会讲上海话了，上海作家写不出上海味道的小说了。人们有理由担忧，那些记忆中的亭子间、阁楼、老弄堂，是否将永远只能从张爱玲们的故纸堆中寻觅？
如果有的话，新的文坛力量是否有足够的底气，维继上海本土文学的生长？
文学毋需怀旧新生代在前行
对很多文学青年而言，认识并爱上老上海，始于张爱玲。张爱玲笔下的市井之声，透着诗意般的优雅，高高在上，文理中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毫无疑问，张爱玲的文风，深深影响到此后的一大批上海作家。
文艺理论家王纪人认为，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城市文学的创作，离开这个传统和优势，很可能是缘木求鱼。文学研究者戴翊则为上海中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勾勒出一个大致的版图——“赵长天善于探讨现实中出现的种种疑虑和困扰，沈善增努力探询传统文化的稳固以及其他当代中国人性格构建中的影响，王安忆、王晓玉、唐颖等热心于都市生活的描绘，俞天白执著于改革文学的探路，王小鹰、陆星儿、竹林、王周生等长于女性文学的探索，孙则长于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表现，叶辛则坚持知青题材和后知青题材的创作。”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月，赵长天、程乃珊永远停下了书写上海的笔触，文学界为之叹惋的同时，也隐隐生出对上海城市文学未来的担心。本月初，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上海青创会·青年作家对谈系列开幕，颇具意味的是，一连四场的对谈汇集上海三代作家代表，主题皆与文学和城市相关: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陈丹燕、孙甘露谈“故事钩沉与城市史诗”，两位70后女作家滕肖斓、薛舒着眼“上海故事与女性视角”，新锐作家路内、小白雄心勃勃，欲“重构城市传奇”。最后，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三位80后作家张怡微、周嘉宁、徐敏霞，以“归来:我们的世界与上海”收尾。
新任《萌芽》杂志主编、作家孙甘露告诉记者，赵长天、程乃珊的去世，的确令大家深感遗憾，但对眼下及今后上海城市文学创作的发展为何被坊间描述成一个“不太乐观”的现状，他却有些不解。孙甘露不认同上海城市文学的追溯概念，在他看来，以前曾经有一个怀旧的时期，以九十年代阅读张爱玲的热潮为代表，在那个历史阶段，这种思潮的出现有其原因。“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对怀旧这个东西也持有一定的看法，因为怀旧是一种往后看的动力。我个人倾向于更有活力的，更复杂的，尽管矛盾重重的未来的上海。”
陈丹燕:写上海，你无法穷尽她
一向轻声细语的陈丹燕，在谈起上海的文学圈时，竟然带着一丝“埋怨”:“我觉得上海的作家都蛮安静的，声音一向不大，但如果能够认真的讨论创作，仔细看看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对作家来讲，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陈丹燕在少年时期迷恋描写北方草原和草原上人物的文学作品，后来写出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逸事》等一系列上海故事，用她的话说，是“把上海当做我的大草原”。她描述作家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描述她的那些与上海有关的创作，“写这个城市，就像是孤独的侦探在破案，你永远觉得这个真相接近了，但最后的真相永远在扑朔迷离之间，我想看看，我能找到多少东西。”
不过，在“安静”的创作氛围下，上海城市文学所呈现的样貌却又是复杂而多重的，这与创作者的群体性格不无关联。陈丹燕说:“上海人，从小在这样冲突、对比和斑驳的环境里成长，将五花八门，生机勃勃，鱼龙混杂的东西融化成为自己的基调，天生的不照搬任何东西，天生的改良所有的文化，使它们最终变成自己喜爱的。”成长于古今中西文明纷繁交杂之中的中生代上海作家们，他们的怀旧，也许已经不只是对城市记忆碎片的再现或挽救，而更像是融合了当下时代特质的文学重组。
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上海本土文学正面临着取材范围上的不断缩小和叙述风格的相似。陈丹燕对此回应称:“上海真的是有太多故事，你无法穷尽她。好比写上海的作家蛮多，但每一个作家都像在拿一根针在挖井，每个人只能挖一小块出来，并且会因为你站的角度、使用的力度不同，而让你的领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萌芽》杂志副主编李其纲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上海的城市文化非常复杂、而且多面，比如洋场文化、石库门文化、买办文化等等。另外不仅文化多样，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千人千面，这就给上海的本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家们如果要好好的表现上海，还有很大的空间。”
体验带来积淀用心灵去感知
“上海lady”程乃珊去世的当天，在“蓝屋”里，乃珊的丈夫严尔纯，指着满屋里从两个大家族传下来的“古董”对记者说:“就像我们家不用刻意布置，就自然的呈现出老上海的感觉，她写的东西也不用刻意去营造什么，这些东西本来就充满她的生活和记忆。”这番话，不经意间道出了程乃珊们书写这座城市最重要、也是最不可复制的“资本”——体验。如同程乃珊在病中写下的那些文章:从上海冬天是否要供暖的社会热议一事，忆及旧时上海不同阶层的围炉之乐；看到电视上的摩登女孩炫耀“干爹”送的礼物，便写到老上海的“过房爷”佚事……这与其说是一种能力，倒不如说是习惯。
那么，对老上海有着亲身体验的中生代作家们，如今的创作状态如何？而对于常遭“缺乏体验”诟病的新生代作家群来说，他们的城市文学创作之路又该如何行进？
书评人简心向记者提到她与上海一位80后作家谈聊后的感受:“他的眼界很开阔，想法新奇，能观察到这个时代的一些前沿问题，这恐怕是老作家在这个年纪做不到的。但他写不出上海的本土性，原因很简单，这个城市在传统文化上的独有属性本身就在消退，你无法要求一个连上海话都不会说的年轻作家，还能原汁原味地写出上海味道。”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主编曹元勇则认为，所谓“新生代作家”很难界定，“比如像金宇澄这样蛰伏多年，60多岁突然推出一部影响巨大的30万字沪语小说《繁花》，又比如像陈丹燕，一直保持着天真的心态进行创作，去年也写出了《成为和平饭店》。他们的创作力远未老去，对他们来说，更关键的是自己的创作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令年轻作家和读者产生共鸣，影响他们的创作和阅读。”
在孙甘露看来，每代人都有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今天的人像是生活在搅拌机里，非常复杂、矛盾，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体验也应该反映到文学中去。相比于历史过程，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和目标需要被关注。”
（责任编辑：吴肖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