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以来，苏州、徐州、南京等地50多家爱心餐馆，先后加入“待用快餐”活动。然而3个月来，这项风靡全国的公益行动在上述城市却像“温呑水”，普遍出现有人捐、无人领，或者捐多领少的怪现象，其中尤以南京为甚。
记者昨从南京龙虎网、爱心拼图等发起组织了解到，截至昨日，南京已有40家餐馆自愿签约加入该活动，共收到捐赠快餐470余份，已领用200份，尚剩余270份。
不相信“天上掉馅饼”
循着南京丰富路“小鲜鲜抄手”门上的“待用快餐告示”，记者昨天找到餐馆老板冯小飞。他说，4月份以来共收到顾客捐餐32份，目前只领用1份——附近小区的一位聋哑老人，“还是我主动推荐的。说了半天，他才敢动筷子，怕有诈。”这位年轻老板苦笑道。
“爱心捐赠100份，已领用55份，剩余45份。不过……”大行宫鸿福面馆老板阮明杰悄悄告诉记者，宣传几天后，见有人捐、无人领，他就主动送给乞讨人员，“这55份，六成是他们领走的。”
“现在做好事反而无人信。”白下路盛京饺子店老板马辉的感慨，来自3天前的遭遇——7月18日中午，在店里用完餐的张红捐了2份快餐，拿着凭证，出门径直赠给在门口做雨污分流的2位农民工。操河南口音的他俩死活不要，让张红一脸尴尬。马辉忙上前自我介绍，给她解围，并欢迎他俩来店就餐。好说歹说，他俩才收下捐赠凭证。“这工程结束两天了，也没见他俩来消费。是拉不下面子还是怕讹诈？多半是后者。”小马有点纠结。
信息不对称导致“断档”
尽管鸿福面馆4月19日就加入“待用快餐”，且店内实时公布领用信息，但7月18日一早，记者随机询问店内就餐的3位女孩何为“待用快餐”，她们均一脸茫然地摇头。
当日中午，见秦淮区潘家小馆门上贴有“待用快餐”标识，记者询问能否领用，服务员的回答是， “我们不懂”“得问老板”。
在南湖路的南湖面馆，记者问宛老板可参与了“待用快餐”。“我们不上网，不知这些情况，要是街上拉几个横幅，我们才知道。”他说，事是好事，平时自己见到穷人，也会下碗鸡蛋面，不收钱。
昨天中午，记者在鸿福面馆巧遇家住长白街的特困职工陈胜金。59岁、腿有残疾的他说，“看报纸，才知道这里有饭吃，老板很热情。我也自觉，每周只来1次，共吃了8回，不好意思哦。南京还有这样的店吗？也好换着吃。”记者随口回答：“网上有几十家呢。”他却犯难道：“我哪有电脑？哪会上网？”记者忙给他写了几家餐馆地址。
“通常，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也是信息资源的匮乏者，他们既缺食物、又缺救助资讯。”正关注“待用快餐”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昨对本报记者说，“待用快餐”起于微博网络，年轻人关注多。而受助者，往往是文化程度低的老弱病残“网盲”，线上线下信息严重不对称，使他们处于救济“盲区”。
“弱势群体知晓信息的渠道普遍不顺畅。”昨天，“待用快餐”发起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全国“待用快餐”活动正在逐步推开，“但整体宣传力度欠缺，网络稍热，现实偏冷，互动率较低，亟待持续宣传推广。”
尊重信任比一盒饭更重要
来自泗阳县、在南京马道街做清洁工的吴师傅曾去一家餐馆想领“待用快餐”，见员工要查看低保证明并登记，便悄悄退出了。
“去吃免费餐，本身就觉得矮人一截。如果再遇到不拿正眼瞧人的服务员，或者让你在大庭广众下站着、候着，那个饭，吃在嘴里、堵在心里。”陈胜金现身说法。
“公益关系的特征是信任。”贾西津说，像“待用快餐”这类慈善救助的原则是：自愿给予、自愿取得，伸手都是需求者。而不应对其衣着、收入、职业、身份、人格、动机、目的等做第三方评价，更不应盘问、查看、登记其身份证明。否则，会对其构成歧视性伤害，背离慈善宗旨。
有人把“低保审查”与“待用快餐”领用混为一谈，是误区。前者，花的是公共财政，必须讲究公平性；而后者是互相帮助，主要传递的是社群友爱，不一定要寻找那个最需要帮助者——“在这个时间有需求，就是最需要者，包括你我。不能把关爱的传递，变为资格审查，人为设置领用门槛。”贾西津强调。
“如果乞讨人员蜂拥上门，或者遇到蹭饭者怎么办？”记者将顺兴面馆老板葛春贵的担心，转告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政策系副教授沈晖。她回答说，本着“先到先得”原则，商家可定时定量设定领用上限，并以公约的形式公开。不能以牺牲商家合理利益为代价，维系“待用快餐”。但她认为，“对身边人多一点信任，公益推广就会少很多成本。”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