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辽宁大学法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徐石（化名）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学生宿舍不见其人，偶尔联系上他，伴着机器的轰鸣声，电话那头就会传来他低沉的声音：“我在干活儿，上班时间不让接电话。”
今年暑假，徐石参加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他没有拿着调查问卷到处求人抽空填写，没有走马灯似地在农村挨家挨户找人聊天儿做调研，也没有扛着大旗进社区宣传法律知识。这一次，他悄没声地摸进广东东莞的一家知名电子工厂，当起了一名流水线操作工。
“对‘血汗工厂’的理解从纸面上变成了亲身体验。”这段时间，徐石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没有双休日，只有不停地加班。拿着离岗证去上厕所的时间，成为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从2011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有50名来自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经过层层选拔，通过深圳蓝衣工人合作社进驻深圳、东莞的大大小小数十家劳动密集型工厂，在流水线上体验农民工生活。
这一行动，被称为“一流的头脑往下走——大学生寒暑假进厂实践调研夏令营”。主办方希望借此培育一批对农民工有深层次了解的未来“高知”，并期待他们未来在更高层次上为农民工权益保护事业出力。
与主办方的期待相对应的是，在流水线上作业20多天后，那些主攻法律、劳动关系、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大学生们发现，任何形式的维权努力在一些工厂的冷酷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从“我要教训一下这家工厂”到“但求顺利离开”
从进入东莞工厂的第一天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专业大三学生小米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势来。凡事她都会比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儿，她还会列举出一连串法律条文，“这明显违法”。
身边几个偶尔拿她逗趣儿的工友们恐怕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丫头“背景强大”。在蓝衣工人合作社提供的资料里，记者找到小米那份骄傲的简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武汉大学新闻学双专业，带领支教组100多位同学进行支教活动24次，领导部门11名干事将爱心社社刊《爱心小报》改版并刊印，领导劳动关系协调实验组8位组员在22天时间内做出一份长达40页的招聘方案，组建临时剧组打破传统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展示方案。
小米进工厂前，3个刚刚离职的女孩提醒她“干活很累”、“辞工很麻烦”，她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她们：“我就不信这里还能把我给累死！我就要坚持到最后，然后在辞工的时候好好磨磨法律这把刀。”
她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家工厂”。然而，近一个月下来，当教科书上的违法案例真真切切地一件一件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时候，她的心感到一阵阵“疼痛”，却无能为力。
“明明知道违法，明明知道按照法律程序、条文应该要怎么做，最后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不停地发现违法，不停地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小米说，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上班和睡觉上，为自己维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次妥协的过程。
生产组长给每人拿来一份加班申请表，小米明知不合法却只能乖乖签字；打电话向劳动局投诉，几句敷衍的话就把她给挡了回来；被要求义务加班，她又没勇气甩手不干。直到最后，决定辞工，她又不得不面对被企业克扣工资的窘境。
离开工厂前几天，她在日记本上记下这样一段话：在厂里一个月，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斗志，只要能顺利离开并且拿回差不多的工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记者注意到，她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崩溃”二字。令她崩溃的不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加班，而是面对工友求助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伤，对自己无奈签字所展现出的懦弱的憎恶，对一个有几百名90后年轻人却“死一般寂静”的工厂的惶恐。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