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中产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职业、收入、主观认同之外，也有学者提到生活方式，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仍有争议，你怎么看？
卢汉龙：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没有西方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中产阶层被称为“消费的前沿，政治民主的后卫，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现在，有些中产阶层反而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我觉得在中国，中产阶层并没有产生中产阶层行为的条件。
西方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消费的前沿，政治民主的后卫，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是跟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权民主、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完善，同步进行的。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阶级的界限愈加模糊，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种共识，即人权比产权更重要。这个时候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时代的产权概念已经不一样了，马克思时代的产权基本上是指物质资本。
而上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化，管理、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超过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就是指知识、技术、经验，是可以通过教育形成的。
而且，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发现，经济增长了，但是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权保障十分重要。此时，工人阶层的地位，和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地位也很不同，因为工会、劳动保护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建立起来，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已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逐步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了。
如果只统计收入，或者仅按照职业形态来划分，在中国城市中，已经有30%是中产阶层。
但是，这些中产阶层，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状况，跟西方的中产阶层很难做比较，因为他们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条件很不一样。
比如，私营企业家的收入肯定是中等或中等以上，从产权角度来看，他们处于国有资本和一般劳动者之间，是属于中产阶层。
但是，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市场进入不包容，贷款困难，人力成本的上升很快，他们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有一个词汇叫做“被中产”，哪些因素造成被定义为中产阶层的人对自己的中产身份并不认同？
卢汉龙：“被中产”的说法大多来自白领知识阶层。对于国内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安定。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有“中产”，但没有“中产阶层”。因为，所谓中产阶层，是要有主观认同的，现在，许多“中产”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并且，客观来说，国内的中产人群并没有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也难有相应的行为方式。
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属于中间阶层的。
上海经济评论：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
卢汉龙：上海的中产阶层在全国而言，比例很高。虽然上海的中小企业家比较少，但是上海的白领、公务员比较多。假如从职业结构来看，本地户籍的上海人口，肯定有超过二分之一的人群可以属于中产阶层。
上海经济评论：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经济的黄金年代，那时，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
卢汉龙：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产阶层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上世纪30年代，职员、白领是上海十分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那时，第三产业规模较大，有的人在外国公司做买办，有的人在公司里做职员。像程乃姗等作家，就很喜欢写这个年代的这个职业群体。
但是1949年之前，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官僚和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艰难成长的。所以即使在上海这样非常现代(摩登)的工商业城市，也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多看到的是具有“小市民”性格的上海中产群体。但是他们的现代性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讲规则、讲理性、崇拜西方、追求完美。
在1949年之后，直到“文革”之前，这些中产阶层人群，其实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50年代中期以后，中小企业家、小业主，他们的资产被公有化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还是比较中产阶层的。
（责任编辑：李宏果）
